1985年10月下旬，北京的夜温刚刚降到10摄氏度，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抵达钓鱼台国宾馆；在会见厅里，他看到邓小平靠在沙发上，指间一缕青烟在灯光下忽隐忽现。布什先是客气地问候，随后忍不住对翻译说了句：“他真是个烟民啊。”一句轻松的开场，为接下来那段广为流传的小插曲埋下伏笔。
邓小平的烟瘾，外界早有耳闻。熊猫牌、玉溪牌、黄山牌，各种烟卷他都试过，不过最钟爱的还是熊猫。生产厂家专门为他定制五支装、十支装的小盒，烟长八厘米，过滤嘴三厘米。工作人员打趣：别人随身带火机，邓公随身带烟。
追溯源头，要到1920年秋天。年仅16岁的邓小平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码头工友递来一支便宜的“法国产细支”，他猛吸两口，嗓子直呛，却被那股辛辣味刺激得头脑清醒。从此，他把烟同“思考”关联在一起：一吐一纳间，主意就来了。
抗战岁月艰苦，买不到成品香烟，他索性学红军老战士，用报纸皮包上碎烟丝，卷成“土旱烟”。味道呛得厉害，但能顶饥，也能提神。长征翻雪山时，他干脆把干茶叶、枯草揉进烟丝，一支烟能抽四五口，已经是奢侈。
镜头再拉回钓鱼台。寒暄几句后，布什盯着那股烟雾，忽然好奇地问：“邓先生，您夫人也抽烟？”邓小平抬眼，眯着笑：“她呀？她不仅不抽，还常劝我戒。可奇怪得很，她不抽烟，身体却总不如我结实。”布什哈哈大笑，差点把手里咖啡洒出来，现场气氛一下就活了。
笑过之后，布什劝道：“香烟终归伤身，您要保重。”邓小平耸耸肩，顺口一句：“工作需要动脑子，烟能帮我想事儿。”这一来一回，既显亲切，又不失分寸。纵观他与外国政要交往，多用这种幽默化解尴尬。
劝其戒烟的并不止布什。1986年1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访，被邓小平递上一支烟，李光耀摆手：“戒了。”邓小平笑：“戒烟之后成好人？我暂时还是坏人吧。”屋里随行人员全笑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1987年到北京，也送来医学报告，劝他少抽。邓小平看完说：“报告很科学，可我还没抽出毛病。”
“世卫组织无烟日”的浪潮也席卷京城。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场全体大会举行。会场里，邓小平下意识点燃一支烟，不料一张小纸条从后排传到主席台。纸条短短十一个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写纸条的是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邓小平扫了一眼，笑而不语，当场把烟头掐灭，代表们报以掌声，整个会场空气似乎都清新了几分。
医疗团队的提醒更直接。1989年春节前，解放军总医院老年病专家陶寿淇完成例行体检，拍片结果显示肺纹理增粗。陶教授说得很直白：“烟还是戒了好。”邓小平沉默片刻，指尖轻敲茶几：“可以试试。”一句“试试”，没人敢肯定他能真戒，可接下来两个月，他用惊人的自律证明了自己。
戒烟第一步，他把桌上十几盒熊猫烟全部送给卫士。烟瘾上来，就嗑瓜子、嚼花生，或干脆到院子里打太极。半夜睡不着，他点亮台灯批阅文件，让注意力转移。第三十七天，他对身边秘书说：“今天好像不想抽了。”到第六十天，他把随身打火机都收进抽屉，自此再没点火。
有人问他戒烟秘诀，他淡淡一句：“不想抽就别抽，简单。”听似轻描淡写，背后是几十年革命生涯锤炼出的意志。1992年南方谈话时，见者惊讶他仍精神矍铄，连说话节奏都比过去更稳，陶寿淇在旁低声感叹：“戒烟功不可没。”
邓小平的烟史，看似个人小节，却折射出他在原则与妥协之间的分寸感：需要时放纵，不该时克制；对外善用幽默，对己又能严格。老布什的那声大笑，成了外交逸事；两个月的坚决戒烟，则写进医学与意志的双重佳话。
烟雾散去，故事留痕。历史最终记住的，不是手中的那一缕青烟，而是那个在关键时刻能说“这烟不抽也行”的决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