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武汉汉口机场的跑道上，夜雾正浓。一名身着棉服的中年军官来回巡视，他叫黄炜华，时任中南军区航空处处长。苏式伊尔－10强击机偶尔掠过头顶，发动机的轰鸣在寒风里拉出长长的回音。谁能想到，两年之后，这位当年被人称作“红小鬼”的闽西少年，会在庄严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里接过少将军衔，并迎来一次令全场侧目的重逢。
1955年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外红旗招展，开国以来的首次大授衔典礼即将开始。与许多将星一样，黄炜华早早到场。他军装熨帖，神情却难掩紧张。这天的空气里混杂着秋日的凉意与军人独有的汗味，金色肩章在灯光下闪着光。他在人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席位，然后安静站定。忽然，主席步入会场，目光迅速掠过整齐的队列，似乎在寻找什么。蓦地，他停下脚步，对着黄炜华微微眯眼，嘴角浮起笑意：“你当上少将了？”一句话，一段往昔悉数浮现。
时间拨回到1929年10月，闽西上杭。那一年，14岁的黄希翊，手里还握着爷爷刚送的线装书，心里却早被城里进步青年带回来的传单点燃。祖父要他继续读儒书，将来继承田产；母亲只是担心独子安危；父亲在厅堂里叹气，却终究把家藏的十块银元塞进儿子布囊。改名“黄杜祥”未能驱走幼病，倒让他多了几分与命运对抗的韧劲。他咬牙对家人说：“国家这样乱，咱们家里再富也保不住。还是要有人去闯。”这句近乎孩子气的呐喊，最终为他换来一纸半推半就的许可——只许到汀州做个“学生兵”，绝不许上前线。
到了1930年6月，他已经是武北特委的共青团员。那天夜里，张涤新把他与几个少年拉到门口：“跟我走一趟，有重要任务。”一行人摸黑赶路，直到黎明前抵达龙岩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门里走出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灯下，青年脸庞清瘦却精神抖擞，他笑着把大家迎进屋，“路上辛苦了，先坐下喝口水。”黄炜华并不知道，这便是毛泽东。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特意问他们：“年纪都不大，怕不怕苦？想家没有？”少年们面面相觑，场面却十分温暖。离开时，他接到新的任命：去长汀组建宣传队。自此，在毛泽东的鼓励与点拨下，黄炜华的名字与江西、福建那些陌生的山头密切绑定。
1931年冬，第三次反“围剿”进入胶着阶段。红十二师扎根黎川，弹药、粮食俱匮。一天清晨，师部忽然接报中央来客，政委张赤南把黄炜华叫到门口，“毛主席今晚到这儿，你去接待。”炊事班翻遍腌缸，只找到一把干辣椒和半斤精肉，勉强炒出一盘辣椒肉丝。毛泽东夹起一筷，笑道：“辣子比湘西的还过瘾。”席间，他又问黄炜华：“多大了？”“十六岁。”“好，多念书，多干事。”这一夜的谈话，让黄炜华明白了“战争不在枪快，在人心”的含义。几年后，他把这句话写进红军政治工作的手抄教材，在行军宿营的篝火边一遍遍讲给战士们听。
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枪声刚息，毛泽东便走入街巷，了解民情。方圆百里的伤员源源不断送来，接收站忙得团团转。身为“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黄炜华满身尘土地向主席敬礼。毛泽东依旧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身体可要顾好，咱们路还长。”短短一句，像针线，把少年心里的热血又牢牢缝紧。不久之后，他随部队北上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许多伙伴倒在了半途中，他熬了下来。
全民族抗战爆发，他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转战冀鲁豫。皖南事变后，他调入新四军。那段岁月里，既有夜行河堤的枪声，也有“雨夜抢修小木桥”的琐碎劳作。其间，黄炜华因腿伤一度高烧，政委担心他熬不过去，他却咬牙伏在土炕抄写作战命令。病愈后，部队将他推上团长位置。1945年抗战胜利，他随叶飞部队北上东北，在白山黑水中与东野并肩作战。从辽沈到平津，他先后担任六纵十六师、十纵三十师参谋长，指挥作战八十余次，屡立战功。
进入1949年10月，伴随礼炮声，新中国宣告成立。那时，他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是满头霜发。国家百废待兴，空军却几乎从零起步。1950年2月，中央军委决议成立人民解放军空军，刘亚楼任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黄炜华被调至中南军区，负责航空筹建。志愿军入朝后，中南航空处一面抓训练，一面协助东北空8师冲上鸭绿江上空。飞机不够用，他去沈阳苏联顾问团求支援；机场跑道有缺口，他带人拎着铁锹和水泥连夜抢修。外电嘲讽“稚嫩的中国空军”，他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字：“把天抢来”。
1955年初，授衔文件下达，这位苦熬多年、整日与机油打交道的航空处处长被列入少将名单。周围战友暗中替他高兴，他却只是淡淡一笑：“咱们活到现在，已赚到了。”典礼前夕，他悄悄给闽西老家捎去一封信：“孩儿未忘祖训，唯望双亲保重。”写罢，提笔犹豫半晌，又加了句：“请安心，我一切安好。”
再把眼光拉回到授衔那天的大会堂。毛泽东看见黄炜华的肩章时惊喜不已。相隔二十三年，昔日的少年早已两鬓见霜。主席侧过身，轻声道：“小鬼长大了，今天可给咱空军长脸。”周围的同僚压低嗓音调侃：“老黄，这么多年你还是主席的记忆担当。”黄炜华敬礼，声音颤抖而坚定：“请主席放心，空军会越飞越高。”
仪式结束，当晚灯火通明。叶剑英元帅与几名中南来京的干部小聚，黄炜华悄悄靠墙站着，端着茶杯听老首长们叙旧。席间，陈赓说起创建解放军空军的艰难，叶帅回头招手，“小华，说说你那几架老毛子飞机咋折腾出来的？”众人一阵哄笑。黄炜华却很认真，打开随身包，拿出一大摞资料，是他在武汉航空学校摸索出的飞行员训练大纲。有人一翻，纸张已被汗水和机油浸成绵软的灰色。那天夜里，他只说了一句话：“能让更多年轻人活着飞回来，值。”
1964年，他调任空军后勤部政委，专职抓战场保障。越南战火蔓延，中南基地昼夜戒备，后方油料、弹药、医疗一次次空运，迅速而准确。有人统计，黄炜华在任八年，跑遍全国大小机场三十多次，调拨航煤十万余吨，80%的飞行训练事故率因此下降。
可当年那句“你也成少将了？”依旧鲜活。毛泽东的关怀，是他坚持的底色，也是无形的督束。1969年，他配合工程兵部队在海南勘测新跑道，热带雨林蚊虫猖獗，军医劝他多休息。他却指着地图，“这里一条500米临时跑道，可以让运输机落地；哪怕比陆路快一小时，都可能多救一个人。”傍晚收工时，汗湿的衬衫足足拧出一碗水。年轻参谋悄声嘀咕：“政委何苦？”他摆摆手，“当年我才多大？主席都肯听我讲宣传队的琐事。现在我老了，轮到我听年轻人说话。”
1978年初夏，他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上杭老宅。祖屋青瓦残破，槐树却依旧生机勃勃。乡邻围拢来，问他少将回来有没有什么愿望。他沉吟片刻，“愿望很小：老家孩子多读书，将来肯定比我强。”那次回乡，他把全部津贴捐给县里办学基金，自己只留下祖父当年赠的那枚银元，磨得发亮，却始终贴身珍藏。
再往后，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晚年病榻之上，偶尔有人问起他与毛泽东的三次相遇，他总眯眼微笑，似在回味当年草屋夜谈的灯火。“主席问我想不想家，我那时哪里懂得这句话的分量。”说罢又轻声补充，“可是后来走了这么远，才明白，那是把我们当自己孩子。”
1990年，黄炜华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整理遗物时，子女发现一张略显泛黄的黑白照片：1955年授衔当天，他与毛泽东握手交谈，背后是一排闪闪发光的勋表。照片背面，他工工整整写下了八个字——“不负少年，心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