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北京城一片寂静，八宝山的灵堂却灯火通明。几位身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忙着布置会场，门口突然驶来一辆吉普，押送着刚刚批复下来的最新文件——葬礼主持人改由周恩来担任。这道指令来得很突然，却在长安街上传开得飞快。人们心里清楚，这意味的不只是规格提升，更是对一位故人的特殊礼遇。
文件递到毛主席案头时，他默默看完，只说了一句：“恩来做得还是比我好。”语气里透着赞许，也带着对昔日政坛对手兼老友的最后一声叹息。消息传到医院守灵室，陪伴着李宗仁遗容的胡友松、程思远等人心头一热：这份尊崇，来得诚挚而厚重。
若把时针拨回十年前，谁能想到结局会是这样？一九五九年春，毛主席把财政部长李先念叫到身边，要他立刻准备十二万美元现钞。对于那会儿的国家外汇而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钱干什么用？买画——准确地说，是购买远在纽约的李宗仁寄来的“珍藏”。徐悲鸿、齐白石、郑板桥……光听就让人心动。可故宫行家们一验货，九成是赝品，总价撑死也就三千美元。周恩来打算照实给三万，算是照顾面子。毛主席却摆手笑道：“人家说值十一万，就给他十二万，咱们做的是心意。”一句话，透露的不是钱多少，而是统战的气度。
李宗仁与中共的交集，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已埋下伏笔。他指挥台儿庄大捷，蒋介石尚在重庆观望，共产党却在根据地奋勇支援，彼此互有敬意但也隔着战壕。到解放战争末期，他成了“代总统”，被推到和谈前台，终究挽不回国民党垮台的大势。撤离广州、转至香港，再漂泊到美国，十多年里，他常对密友慨叹：“人在海外，心在故土。”岁月催人白发，落叶归根的念头逐日加深。
连续五次委托程思远北上递话后，周恩来终于敞开大门。中南海那份“欢迎回国的八条安全保障”，写得体贴入微：轮航班次、过境安排甚至饮食习惯全包。于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李宗仁夫妇在炎热的广州白云机场踏上久别的土地。那天，陶铸来迎；不久后抵沪，一身汗水的周恩来与陈毅早守在机坪。握手拥抱间，过往硝烟似乎在午后的海风中散去。
十天后，毛主席在丰泽园接见这位昔日“代总统”。一句俏皮的“德邻先生，这回是误上‘贼船’啦！”让会客厅里笑声四起，也把尴尬的隔阂冲淡。李宗仁坦言愧对故土，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愿回来就好，朋友还是朋友。”随即建议他走遍大江南北，多看新中国的变化。这番话，翻开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章——以特殊身份投入民族和解事业。
可惜造化弄人。回国不久，郭德洁病逝；接着自己也查出直肠癌。周恩来屡屡探望，特批最好的医疗班底，甚至亲自催促手术用药。国庆宴会那晚，李宗仁硬撑着现身人民大会堂，脸色却惨白。许多人没想到，那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三十日晚，病榻上的他对胡友松轻声说：“能够死在中国，我心安了。”随后交代：藏书全捐广西图书馆，字画交政府，几瓶窖藏好酒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凌晨时分，他的呼吸沉了下来，警卫静静记下时间：二十三点五十分。
治丧通知上，原本拟让傅作义主持。周恩来翻看后沉默许久，提笔划掉傅作义三个字，改成自己的名字。这一抹墨迹，象征的不仅是职务，更是新中国对旧时代人物的最终接纳。第二天凌晨，电话连线中南海。毛主席听完汇报，叹息片刻，“就按总理意见办，也让新华社发出去，让外界知道我们的诚意。”
二月一日，灵堂外寒风凛冽。花圈从广西、从台湾、从香港陆续送到。昔日部下、旧时同僚、中央首长齐聚一堂。周恩来扶着灵柩前端，步履缓慢却坚定。有人小声感叹：“这规格，仅次于国家领导人。”话音刚落，警卫示意肃静。放眼望去，灵堂正中悬着他当年骑马指挥台儿庄的黑白旧照——浓眉，长袍，神情坚毅——在烛光里若隐若现。
值得一提的是，葬礼结束后不久，新华社特稿被香港多家报纸全文刊载，引发岛内外舆论连声称奇。国民党内部有人私下议论：“共军这是礼遇故人，拉拢旧部。”无论动机如何，事实摆在眼前：李宗仁的后事处理，确实折射出新生政权的胸襟。
此后几年里，程思远频繁南下广西，对原桂系旧部做说服工作，成效可观。这些举措，正是当年毛主席所强调“统战要靠真心实意”的实践延伸。回到最初的十二万美元买画，也好，改葬礼主持，也罢，手段不一，落脚处却都在一个“情”字。正因为如此，抗战老将李宗仁才在生命终点写下那句“得以葬吾国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