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8日凌晨，赣州北门外的一座小茶厂灯火通明。雨点敲打瓦片，催得人心口阵阵闷响。案头一盏马灯摇晃不定，陈赓俯身挥笔，白纸被墨迹浸得微皱。窗外传来岗哨的脚步声，已是三更。
他写的，是即将电呈中央军委的《广东进军及广州作战部署要点》。这份报告不仅关系到十五兵团和第四兵团的协同推进，也直接决定能否卡住白崇禧、余汉谋两股残部的退路。纸张写满，他抬手捏了捏眉心，刚劲的字透着火药味。
陈赓并非初出茅庐。抗战时期，他在太行山斗智斗勇；解放战争，带队连下数城。天津一役之后，十五兵团整编休整，一腔热血憋着没处使。南下广东的命令一到，全军像被拔掉闸门的洪水，士气扶摇直上。陈赓知道，广州不是孤城，那里牵着国民党最后的门面，也牵着远处白崇禧的西南退路。
与此同时，广州方面的气氛一日紧似一日。余汉谋防区里，“誓死保广”的标语随处可见，可暗地里炊事员多半在塞干粮包，连夜往码头探路。蒋介石三次飞抵广州，拍桌子、提军令状，底下将校表情僵硬。仓促间拼凑出的二十几万“粤防军”，弹药、士气一并短缺，只剩地图上的番号显得壮观。
军委电示，华南方向要来一次兜底式合围，尽量在大珠江口以北解决战斗。叶剑英受命坐镇，两广纵队熟门熟路，十五兵团和第四兵团从粤北切入，再辅以海陆丰、东江游击队牵制内线。作战思想很明白：兵力不求面面铺开，但要点到即穿，堵死白、余合流的可能。
9月7日夜，叶剑英、陈赓、邓华在赣州西门外的“福寿酒楼”二层开小会。陈赓摊开地图，用铅笔划出“三路插花”路线：右路曲江，左路翁源，南路翻越罗浮山直插番禺。道路曲折，却能抢先掐住广州外围。叶剑英凝视良久，点点头，吩咐：“按这个思路，给军委写个详细报告，今晚就发。”
于是便有了茶厂里那盏孤灯。天色将亮之际，陈赓写完，把纸张叠好，快步送到临时司令部。叶剑英披衣接过，站在窗前细读，时而蹙眉，时而颔首。片刻后，他提笔在封底落了两行小字，却把“陈赓、叶剑英”四字顺序调成“陈赓叶剑英”。
陈赓接过文件，愣住。他转身出了门，雨还没停，鞋面溅满泥点。几步窜进叶帅住处，他压低嗓子：“您的名字怎能在我后头？无论如何也不妥。”叶剑英抬头推了推眼镜：“你是此次战役直接指挥，计划亦出自你手，理应列首。若再推，就只署你一人。”两句话，不容置疑。陈赓沉默片刻，只得抱拳：“听您指示。”
作风是多年火线锤出的默契。叶剑英此举，一则体现军令如山的指挥体系，二则让军委一目了然，谁来对战役成败担责。对陈赓来说，这更像一道明白无误的军令状：名字既已在前，岂容有失？
电报发出后，兵团即刻进入快速机动。9月16日，右路军于曲江攻破三道封锁线，余汉谋在九连山设防的如意算盘被打乱；次日，左路军突入翁源，敌守军弃械溃散；9月28日，南路水陆并进，珠江口的守备艇队夜半自沉。广州外围顿成真空。
10月14日拂晓，第四兵团四十军先头部队从东濠涌方向插入市区，城防指挥所大乱。余汉谋只来得及收拾几件皮箱，登机南逃，广州市区守军七万余人瓦解。树上的木棉花还未凋落，红旗已在市府大楼屋顶招展。
战后清点战果，毙伤俘敌八万，缴获飞机二十余架、坦克三十余辆，另有大小舰艇百余艘。军委的表扬电抵达前线时，陈赓正在检阅缴获的美式装备，电文最后一句写道：“陈赓、叶剑英同志指挥得当，诸军协同神速。”
士兵们围上来起哄，想听首长讲点豪言。陈赓笑，把电文递给邓华：“这仗是大家打的，谁在前谁在后都一样。”他没有再提署名一事。叶剑英晚饭后到来，见大家围炉烤番薯，举杯示意，神情淡定。有人问他为何把名字排在后面，他只答：“打仗讲秩序，文件也得讲秩序。”
是夜珠江水声拍岸，舰船低鸣。城市灯火破晓通明，带着南国特有的湿润与热烈。粤剧曲调从远处传来，和着部队哨声，在夜空里交织。风里隐约能闻到陈皮的香味，也有战事甫定的火药味。胜负已分，可真正刻在白纸上的，不只是战功，同样有担当与风骨。
尘埃稍定后，十五兵团随即调向南宁，以阻白崇禧西逃；第四兵团则留驻广州，接管政务。数周后，国民党在西南的抵抗也土崩瓦解，广东战役成为解放战争收官阶段的一枚关键拼图。许多年后，回溯那张“陈叶”署名的作战报告，依旧能读出当时急促的笔锋――那不仅是一纸作战部署，更是将门老兵间的惺惺相惜与以身许国的默契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