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清晨，庆祝建国的礼炮余音尚在空中回荡，中南海西门的台阶却已踏出一个年轻人来回踱步的印痕。这个身材瘦削、穿着灰布军装的小伙子名叫高智，年仅二十一岁，却刚刚被调进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他的代号是“电报译审一号”。谁也想不到，这个人将在六年后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开始十年的秘书生涯。
高智出生于1928年3月，陕西佳县。陕北的黄土高原给了他粗犷的口音，也给了他坚韧的脾性。学生时代他听得最多的是延河畔关于“毛委员”的传闻，那种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在他脑子里生了根，“要去帮主席干活”成了少年高智的执念。1945年，这股冲劲把他从绥德师范推向延安。七八十里的山路，他骑一头黑毛驴，唱着信天游，脚下生风；抵达枣园时，鞋底已经磨得透光。
延安并未立即兑现“见主席”的心愿。高智被编入中央机要科，负责译电和加密。夜里油灯摇曳，他对着密密麻麻的电码敲键时，偶尔会想：这一段字母，或许明早就要放在主席手边。那种参与大事的悄然自豪，让他忘记了苦累。也正因为这段打底般的训练，他练成了雷打不动的细致和保密习惯——日后被称作“半秒钟能抓错字”的人，绝非浪得虚名。
1952年，高智奉命北上，进了中南海。起初他负责筹备政治局会议资料，每逢深夜，他把厚厚一摞文件抱进会议室，再小心翼翼地退出去，生怕碰掉茶杯。这份谨慎被杨尚昆看在眼里。1953年春，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一句“组织决定，你去当主席的机要秘书”，把高智惊在原地。短促的迟疑后，他只说了六个字：“行，我努力做好。”自此，毛泽东身边多了一双年轻而机警的眼睛。
第一次正式上岗，高智便碰到“考题”。1960年末，全国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主席几乎不碰肉。12月26日，是毛泽东六十七岁寿辰，桌上只有青菜小米。偏偏这天来了一位陕北老乡作客，主席吩咐厨师炒一盘红烧肉“权作待客”。高智记得主席爱这口，却更知道“共度艰难”的分寸。他给客人夹了一块，再试探性地给主席送一筷。主席抬眼未语，神色平静；高智心领神会，筷子掉头又回到青菜碟。客人离席后，主席淡淡一句：“咱们得让老百姓先过这关。”这番话没讲教条，却重似千钧。
高智与罗光禄轮班，一人白天一人夜里。丰泽园的灯常亮到凌晨两三点，主席批阅文件时偶尔会抬头闲聊。有一次深夜，毛泽东放下笔，忽然问：“我能管几个人？”高智愣了愣，答：“全国都听您的。”主席摆手：“不对，只能管两个半。”听见这话，高智睁大眼。“一个你，一个小罗。”毛泽东停了下笔，又补一句，“江青嘛，只能管她半个。”这句带着自嘲的轻叹，后来常被高智重复，说到这儿他总笑，却谁都看得出那笑里含着几分难解的无奈。
1959年6月酷暑，毛泽东突发奇想要坐火车回湖南、江西看看。专列在长沙站的拨叉口熄火，车厢闷得像蒸笼。高智建议：“要不咱们住宾馆？”主席摆手：“破费，回韶山。”电线杆上的野外电话成了临时“中枢”，杨尚昆接完通知，立刻调度地方。一路上，主席看稻田、问旱情，到了韶山，先去给父母坟前插松枝，再抚旧屋的泥墙。面对泛黄的全家福，他低声念了一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高智在旁听得鼻子发酸，却不敢掉眼泪，怕主人家转头取笑“陕北汉子还不如湘潭人硬气”。
1962年4月19日，工作间隙，毛泽东让人把高智叫来。“你还想在我身边，还是出去？”主席语气平常。高智想了整整一夜，此刻却只说：“去基层，也能给您分忧。”主席点头说好，建议他回陕西看看。四天后，高智办完交接，带着妻女南下西安。从此中南海失去了一名影子般的年轻人。
离开北京的头几年，高智在陕西档案部门埋头整理地方党史，几乎不提“我当过主席秘书”。偶有人问，他大多笑呵呵带过。可夜深人静，机关大院宿舍的灯下，他常会下意识翻书页，仿佛还在给丰泽园挑文件。那种肌肉记忆，外人看不见。
1965年初，他以代表团成员身份赴京参加出国培训。八宝山脚下的迎宾馆里，他终于再握到毛泽东的手。短暂四十五分钟，两人话题大半是陕西的黄土地、延河的枣园，还有机要室新来的小伙子。分别前，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得空来坐坐。”这句朴素的邀约，却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约定。
1976年9月9日，清晨的收音机突然传来讣告。高智怔住，半晌，泪水浸透衣襟。四天后，他才获准自费进京奔丧。站在人民大会堂雪白的灵车旁，他再一次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庞，只是再无笑意。返陕途中，他给自己立了规矩：此后再不以“前秘书”自居，但要把在主席那里学来的认真、节俭、顾全大局，带进每一份公文、每一次调研。
高智此后长期耕耘陕西地方志，资料落成，他却鲜少署名。好友替他惋惜，他总是摆手：“我记着主席的叮嘱，人在哪儿，心就在哪儿。”1983年，中央整理机要工作史料，找到他口述往事，高智只取出一张旧照——那是1962年告别前，毛泽东搂着他在柳荫下留的合影，背面只写四个字：“一起努力”。
几十年过去，照片边缘已经泛黄，但那句“两个半人”的戏言，依旧在史册里沉甸甸地提醒后人：真正被信任的人，靠的从不是官职，而是一颗无杂念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