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来源：日本华侨报
近日，日本共同社围绕第51届众议院大选所做的问卷，给高市早苗政府勾勒出一幅高度不安定的政治画像：肯定与否定各占四成出头，几乎势均力敌。这种结构并不常见，它意味着高市早苗并非“温吞式消耗支持”，而是在较短时间内，把社会和政治精英明确推向了两个阵营。理解这种两极分化，不能只看“政策对不对”，而要看她是如何执政的、执政优先级如何排序、以及她在日本政治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高市早苗支持率的起点，本身带有明显的“非常规红利”。她初任首相时，承接的是日本政坛长期积累的疲劳感：经济增长乏力、政策语言空洞、政治人物趋同。高市早苗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姿态登场——积极财政、强化防卫、反间谍立法、修宪议题正面推进——这在“共识政治”长期主导的日本，天然会制造一种“终于有人敢站出来说清楚方向”的期待。那时支持率的大幅上升，并非社会已经形成共识，而是对“明确性”的一种奖励。
但是，也正是这种明确性，决定了高市早苗不可能维持“中间型支持结构”。共同社数据本身已经说明问题：在积极财政、反间谍法、防卫费增加等议题上，赞成率接近或超过六成；而一旦涉及防卫装备出口、外籍劳工、对外籍人士反歧视立法，社会评价立刻分裂甚至犹疑。这不是偶然，而是高市早苗执政路线的内在结果——她主动把政治议程从“管理型技术问题”推向“价值选择问题”。
第二个关键原因，在于高市早面对“安全——国家——财政”三位一体议程的高度集中推进。反间谍法、高防卫费、修宪、自卫队写入宪法，这些政策在逻辑上彼此呼应，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叙事。但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并非在同一节奏上接受这一整套叙事。共同社调查中，反间谍法与防卫费获得明显支持，而防卫装备出口却几乎五五开，说明日本选民可以接受“防卫强化”，却未必接受“日本角色外溢”。高市早苗并未在这些分歧处放缓节奏，而是选择整体推进，这自然会加速支持者的凝聚，也同步加速反对者的固化。
第三，高市早苗的经济路线同样强化了分化，而非缓冲分歧。表面上看，“积极财政+消费税下调”拥有压倒性支持，这本应是共识性议题。但现实中，它与防卫扩张、核电重启并置时，反而触发了新的不安：财政扩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是民生修复，还是安全国家？高市早苗并未刻意模糊这一点，而是把“国家能力恢复”放在叙事核心。这使得同样支持减税的人，也可能因为对国家角色理解不同而转入观望甚至反对。
第四，高市早苗支持率的两极化，还来自她对“模糊空间”的主动压缩。关于禁止歧视外国人的法律，43.3%的受访者选择“不好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高比例，反映的并非冷漠，而是政治信号不清晰。高市政府在安全与身份议题上表达强烈立场，却在多元共存的制度设计上保持暧昧。这种不对称，容易让支持者将她视为“立场坚定”，而让反对者将其视为“选择性强硬”，中间层则被迫退出判断。
归根结底，高市早苗并不是“支持率下滑”，而是完成了一次政治分层。她的执政方式不追求覆盖面，而追求阵营清晰；不追求低噪音稳定，而追求方向确定。在短期内，这会表现为支持率的剧烈分化；在中长期，则取决于她能否把已被激活的支持转化为制度成果。如果不能，两极分化就会演变为政治僵局；如果可以，日本政治将正式告别长期的“灰色共识期”，进入高摩擦的价值竞争阶段。
这正是日本共同社这组数据的真正含义：它不是在问“高市做得好不好”，而是在提示——日本政治，已经被她拉进了一个必须选边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