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那个夏天，延安凤凰山麓出了一件怪事。
不是特务搞破坏，也不是前线打了败仗，而是中央警卫局的一群汉子急得团团转。
原因只有一个：毛主席的右手突然废了。
那种疼，不是一般的酸痛，是钻心蚀骨的疼。
严重的时候，别说挥毫泼墨了，连拿筷子都费劲。
对于一位此时正需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来说，笔杆子握不住，跟战士丢了枪没啥两样。
医生来了一波又一波，查来查去，最后把手指头指向了那个平时大家都觉的最安全的“堡垒”——李家石窑。
这事儿说来话长，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半年。
1937年11月，毛主席要进延安城。
那时候吧，为了表示隆重，有关部门特意找了一头大骡子，戴红花系铜铃，那排场在当时算是顶配了。
按理说，大官不坐轿子也得骑马吧？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穿着灰土布棉衣的湖南人摆了摆手，非要跟大伙儿一块踩着延河的坚冰，一步一步走进了城。
这一走，就走进了李建堂的家。
李建堂是谁？
当地的名医，家里那叫一个殷实。
听说中央机关要借房子，这老爷子也是个痛快人，二话不说把全家二十多口人“压缩”进了北房，腾出了最好的几间正房和靠山的两孔石窑。
这两孔石窑可有点来头。
据说是明代修城墙采石留下的洞，后来扩建的，真正的“石帮石底”。
在那个日军飞机没事就来溜达一圈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防空洞。
连毛主席住进去都乐了，跟身边人开玩笑，说这地方有万古不朽的气概，当年薛仁贵回的就是这种窑。
但是，南方人住北方的窑洞，那就是在拿身体开玩笑。
为了照顾主席睡不惯土炕，警卫员在炕上铺了木板；为了让他能洗澡，又在角落里砌墙弄了个简易“洗浴间”。
这种“南北混搭”看似挺美，其实是个大坑。
陕北的石窑虽然结实，但有个致命毛病——阴冷潮湿。
尤其是夏天，外头热里头冷，墙壁上经常往下滴水。
这种湿气对于长期熬夜、身体透支的主席来说，那就是慢性毒药。
没过几个月，严重的风湿症就找上门了，直到那个夏天彻底爆发。
这哪里是住人，简直就是在跟老天爷抢命。
不过在搬走之前，这个阴冷的石窑里，倒是有不少热乎气儿。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1937年的除夕夜。
那天中午，房东太太提着篮子来了。
她看主席太辛苦，特意做了一道拿手菜“野鸡咸菜”。
这菜听着土，其实讲究得很，是用腌制的莴笋和野鸡胸脯肉爆炒，那叫一个鲜。
送完饭回去，李太太在家里直叹气。
她说毛主席家吃的还不如咱们老百姓，大年三十的，除了一盆猪蹄汤和一盘烧羊肉，连个像样的硬菜都没有。
这话现在听着心酸，但在那时候，就是延安物资匮乏的大实话。
到了晚上，毛主席带着贺子珍来串门拜年。
一进门，他就对中午那道菜赞不绝口。
这位读过书的领袖还来了兴致，跟李建堂聊起了《红楼梦》。
他说以前看书里贾宝玉吃“野鸡瓜齑”，想不出啥味儿，今天尝了嫂子的手艺，觉的大观园里的美食也不过如此。
你看，这就是水平。
一句玩笑话，瞬间把房东和租客的距离拉没了。
其实礼尚往来这事儿，主席也没落下。
除夕一大早，小战士就给李家送去了一罐主席亲手做的“甜酒”。
陕北人一尝，乐了，这不就是咱们的醪糟嘛！
原来这位领袖也会想家，也会在过年时候露一手家乡味。
那时候的人情味，比现在的茅台酒还纯。
可惜，人情味治不了风湿病。
到了1938年夏天，医生下了死命令：必须搬家，立刻，马上。
要走了，李家人是一万个舍不得。
临行前，发生了一段关于“房租”和“椅子”的拉锯战。
毛主席坚持要付房租，李建堂死活不收；毛主席要还那两把借来的木圈椅，李家人非让他带走用。
要知道，那时候办公条件差得离谱，那对圈椅是主席唯一的舒适坐具。
推脱不掉，主席只好收下。
但他转身提起笔，写了“开明人家”四个大字送给李建堂。
这不仅仅是书法，这是给一位支持革命的绅士发的“金牌”。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
真正的局气，往往是在人走茶凉之后。
1938年底，日军像疯了一样轰炸延安。
毛主席必须紧急撤到城外的杨家岭。
在那种兵荒马乱、大家都只顾着逃命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他竟然特意交代战士，一定要把那对借来的木圈椅，完好无损地送回李家。
更绝的是1940年。
当时李家有位老人去世了，这事儿家里办得低调，没对外张扬。
结果没过多久，毛主席竟然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挽联：“西归瑶池，德范尚存”。
没人知道日理万机的他是从哪听到的消息。
但这份跨越身份、跨越时间的记挂，让李家上下哭得稀里哗啦。
真正的体面，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能给予多少。
如今咱们回看这段历史，很多人只盯着那些宏大的战役。
但偏偏是这种在简陋石窑里聊《红楼梦》的乐观，这种痛到握不住笔还要坚持工作的硬骨头，以及跟房东有借有还的细节，才最打动人。
那个夏天，毛主席虽然搬出了让他胳膊疼的石窑，但他留下的那四个大字，成了李家最硬的传家宝。
至于那两把椅子，后来怎么样了？
其实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人，说到做到，借了就还，哪怕是在炮火连天的逃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