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夏天，二十五岁的我，王亮，在西街菜市场租了个不足三平米的摊位，成了一名猪肉贩。凌晨四点的街道，路灯昏黄得像蒙了层薄纱，蚊虫在光晕里密密麻麻地打转，潮湿的空气里混着泥土与露水的气息，整座城市还沉在熟睡中，我已骑着载满半扇猪的三轮车，颠簸在去批发市场的路上。
父亲曾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屠夫，前年因病走了，只留下几把磨得锃亮的刀、一块油光的砧板，还有一句沉甸甸的嘱咐：“阿亮，这营生苦是苦点，但能踏实养活人。别嫌丢人，凭本事吃饭，腰杆永远直。” 在此之前，我在纺织厂当工人，捧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可厂子效益断崖式下滑，我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起初攥着父亲的刀，站在菜市场里，总觉得抬不起头，尤其怕遇见熟人，仿佛每道目光都在打量“下岗工人卖猪肉”的窘迫。
“王师傅，来斤五花肉，要瘦多肥少的！” “好嘞，李婶您稍等！” 我熟练地挥刀、切块、过秤、收钱，动作从生疏到流畅，只用了半个月。菜市场是个藏着烟火气的小社会，讨价还价的喧闹、鸡鸭的聒噪、熟人间的寒暄交织在一起，渐渐抚平了我的自卑。我话不多，却始终守着父亲的规矩：肉要新鲜，秤要给足，从不缺斤短两。日子久了，回头客越来越多，摊位前也渐渐有了固定的热闹。
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二，阳光刚漫过菜市场的顶棚，刘丽萍就站在了我的摊位前。她穿着素色碎花连衣裙，脚上是干净的白色凉鞋，在满是油污与鱼腥的市场里，显得格外格格不入。她微微蹙着眉，盯着案板上的肉犹豫不决，清晨的阳光斜斜落在她脸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我心头一跳，一眼就认出了她——我的高中同学，那个曾坐在教室第三排，笑起来有两个浅浅酒窝，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朗读的姑娘。
“刘丽萍？”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几分不确定。她猛地抬头，眼睛瞬间亮了：“王亮？真的是你？” 七年未见，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涩，马尾辫变成了齐肩短发，眉眼间添了几分教师的温婉，可笑起来的模样，依旧和当年一模一样。“你怎么在这里卖……”她的话卡在喉咙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终究没好意思说出“猪肉”两个字。
“卖猪肉。”我坦然接话，指尖摩挲着刀柄，早已没了最初的局促，“厂子下岗了，总得找条活路。你呢？在这附近？” “我在对面的实验小学教语文，”她指了指菜市场斜对面的方向，语气轻快了些，“宿舍就在后面那条街，过来买点菜。”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她问起其他同学的近况，我只能摇头——下岗后混得不如意，我早已淡出了同学圈，从未参加过一次聚会。临走时，她挑了半斤肉末，说要给学生包爱心饺子。“老同学，给你算便宜点。”我悄悄多称了一两，用塑料袋仔细包好。“不用不用，该多少就多少。”她坚持按原价付钱，递钱时的指尖，干净而纤细。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重逢，转身就会淹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七点半，刘丽萍又准时出现在了我的摊位前。这次她显得有些局促，挑了一块前腿肉后，在包里翻了半天，脸慢慢涨红，声音细若蚊蚋：“王亮，我……我今天忘带钱包了，能不能……” “赊着吧，多大点事。”我爽快地把肉装好递给她，“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 她连连道谢，攥着塑料袋快步离开，背影都带着几分慌乱。
第三天，她如约带来了钱，却又挑了一斤排骨，再次红着脸赊账：“今天换了包，钱落在旧包里了。” 第四天、第五天……她每天都来，每次都以各种理由赊账：钱包忘在办公室、刚交了房租手头紧、赶着上班来不及取钱。菜市场里的老摊主们开始打趣我：“阿亮，这姑娘分明是对你有意思，天天找借口来见你呢！” 我嘴上反驳“别瞎说，人家是老师，爱面子”，心里却泛起了涟漪。刘丽萍有稳定工作，模样清秀，怎么看都不像缺这点肉钱的人，可每次见她泛红的耳根和局促的模样，我又不忍心拆穿。
转折发生在一个月后的雨天。那天雨下得又大又急，菜市场的屋顶漏了好几处，我的摊位恰好就在漏水点下方。我正忙着用塑料布盖住猪肉，防止受潮，就看见刘丽萍撑着一把碎花伞，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攥着一个保温饭盒。“王亮，我给你带了早饭。”她把饭盒递过来，里面是温热的豆浆和油条，“这一个月总赊你的账，送顿早饭算赔个不是。” 我愣在原地，雨水打湿了我的袖口，心里却暖烘烘的。“这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笑着指了指漏雨的地方，“你这位置太糟了，我帮你挪一挪吧。”
我们一起搬砧板、挪肉箱，狭小的空间里，她的手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臂，两人都像触电般缩了回去。我余光瞥见她的耳根红透了，比熟透的苹果还要鲜艳。雨渐渐小了，顾客稀疏了些，我们并肩站在摊位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说起班上调皮却有天赋的学生，说起教书时的酸甜；我说起怎么选好肉、怎么把猪肝切得薄嫩，说起父亲教我的屠夫规矩。
“其实，”她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雨声，“我不是真的总忘带钱。” 我转头看向她，她低着头，眼睛盯着湿漉漉的地面，声音带着几分羞涩与坚定：“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天天来见你。高中时我就觉得你人好，高二秋天，我自行车链条断了，是你蹲在路边帮我修了半小时，双手弄得全是油污，我递你手帕你都不好意思接。这些，我一直都记得。” 我猛地想起那件事，早已被岁月淡忘的细节，竟被她珍藏了这么多年。
“那都是老黄历了。”我喉咙发紧，心跳得比第一次独自杀猪时还要剧烈。“可我没忘。”她抬起头，眼神清澈而认真，“这一个月相处，我更确定了，你踏实、善良、不虚荣，就是我想找的人。王亮，我喜欢你。” 菜市场的喧闹仿佛瞬间褪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她清脆的声音和认真的眼神，手心全是汗，连握着刀的手都在微微发抖。“我就是个卖猪肉的，”我艰难地开口，自卑感再次涌上心头，“你是老师，铁饭碗，我们不合适。”
“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她摇了摇头，语气格外坚定，“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们教我，劳动最光荣。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职业。你勤劳、孝顺、实在，这些比什么都重要。” 雨停了，阳光穿过顶棚的缝隙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眼睛亮晶晶的，像落了星星。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高中时偷偷喜欢她的心事、下岗后的迷茫、摆摊的辛苦，还有她刚才认真的眼神，交织在脑海里。父亲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凭本事吃饭，腰杆直。” 我想，我不该错过她。
第二天，刘丽萍照常来摊位前，神情带着几分忐忑，像是怕昨天的表白让我为难。“今天想吃点什么？”我主动开口，努力让自己的声音自然。她眼睛一亮：“排骨吧，我想学做糖醋排骨。” 我挑了几块最鲜嫩的肋排，称重包装好递给她。她习惯性地掏钱包，我按住了她的手：“今天我请你。晚上收摊后，我知道有家小店炒肝做得好，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她的脸瞬间亮了，用力点头：“好，我等你。”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在菜市场后面的小吃店。店面不大，却干净整洁，老板是我的老熟人，特意给我们留了靠窗的位置。我点了炒肝、爆肚、炸酱面，都是平价的平民美食，她却吃得格外开心，说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有滋味。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高中时代的趣事，到各自这些年的坎坷：她师范毕业后差点被分到偏远乡镇，靠家人帮忙才留在城里；我下岗后迷茫无助，是父亲的话支撑着我摆摊谋生。原来，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默默努力着。
恋情明朗后，刘丽萍每天都会来摊位前，有时买菜，有时只是站在一旁陪我说话，给我带亲手做的早饭。菜市场的邻居们都熟了，李婶总打趣：“阿亮好福气，找了这么好的媳妇儿。” 我嘴上否认，心里却甜滋滋的。可这份甜蜜，很快就遇到了阻力——她的父母坚决反对。
十月的周末，丽萍约我去她家吃饭，说要正式介绍我给父母认识。我紧张得一晚上没睡，买了新衬衫，理了头发，拎着最好的五花肉和排骨登门。她的父亲是机械厂老工人，表情严肃，话不多；母亲在街道办工作，打量我的眼神里满是审视。饭桌上，当得知我的职业后，她母亲叹了口气：“萍萍是老师，工作体面稳定，你卖猪肉又苦又累，收入也不稳定，你们差距太大了。” 丽萍立刻反驳：“妈，王亮踏实肯干，他在攒钱，以后要开自己的肉铺。” 那顿饭不欢而散，丽萍送我下楼时，眼睛红红的，反复道歉。我安慰她：“没关系，他们是为你好。”
接下来的日子，她父母开始给她安排相亲，对象都是公务员、医生、银行职员，丽萍一个都没见，为此和家里吵了好几次。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只能更拼命地干活，每天凌晨两点就起床进货，想多攒点钱，给她一个像样的未来。
十一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正在整理刚到的猪肉，就看见丽萍的父亲站在了摊位前。“叔叔？”我又惊又喜。他穿着深蓝色工装，打量着我的摊位，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我暗地里观察你两个月了，你每天起早贪黑，对顾客实在，不缺斤短两，对丽萍也是真心的。”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柔和：“我年轻的时候也穷过，知道感情不是靠职业衡量的。下周末来家里吃饭，别带肉了，冰箱都塞不下了。” 我激动得差点切到手，连声道谢。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得到了认可。
1998年五一，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亲戚朋友的祝福。婚礼上，主持人问我们的相识故事，丽萍抢过话筒，笑着说：“我是赊账赊来的老公！当年我天天去他摊位赊肉，就是想找借口见他，最后我跟他说，这账我想赊一辈子。” 全场大笑，掌声雷动。我看着身边穿着婚纱的她，眼眶发热。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充实。2000年，女儿悦悦出生；2002年，我开了自己的肉铺，取名“萍亮鲜肉店”，藏着我们的名字，也藏着我们的缘分。丽萍课余时间来帮忙，悦悦在柜台后写作业，一家三口的身影，成了肉铺里最温暖的风景。后来，我们陆续开了三家分店，日子越过越红火，可我始终记得初心，坚持卖好肉、守本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悦悦考上了大学，我和丽萍也添了白发。我依然每天早起去店里，摸摸那些陪伴我多年的刀和秤，就像当年父亲那样；丽萍依然会给我送饭送水，只是不再需要赊账——整个店是她的，我也是她的。
偶尔，我们会回到西街菜市场，看看当年的摊位。我总会想起那个雨天的早晨，她红着脸说“我想找个理由天天来见你”。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门当户对的匹配，也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里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持，是用一生去兑现“赊一辈子”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