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旅日大熊猫启程回国，当贴有五星红旗的集装箱车停在上野动物园门口的时候，没有人牵引，没有人驱赶，晓晓和蕾蕾雄赳赳，气昂昂的主动爬进车里。虽然现场送行的日本民众依依不舍，有人痛哭流涕，但两只大熊猫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
53年，17只大熊猫，最后一对也走了。
东京上野动物园门口，五星红旗贴在运输车上，晓晓和蕾蕾自己跳上车头也不回，留下满地纸条和一地不舍。
日本进入“无熊猫时代”，民众泪别，“熊猫外交”翻页。
这只是动物搬家？背后牵动的是中日半个多世纪的情感往来、文化依赖，以及一次关于软实力和合作外交的集体回望。
2026年1月27日一早，东京的空气比往日更安静些，上野动物园门口，送行人群自发排起长队，警察维持秩序，工作人员一遍遍提醒“不要靠近运输车辆”。
晓晓和蕾蕾，这对2021年出生的龙凤胎大熊猫，像往常一样在笼舍里悠闲地吃着竹子，直到车门打开。
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催促，它们各自迈着步子，毫不犹豫地爬进了贴着中国国旗的集装箱。
有人现场哭了，有人站着不动，还有人高喊“谢谢你们”，但大熊猫没有回头，像是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一样，走得干脆。
这不是简单的动物迁徙，这是日本53年来首次进入“没有大熊猫”的时代。
从1972年“康康”和“兰兰”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见证者抵达日本，到最后一对大熊猫回归，整整半个多世纪的“熊猫陪伴”，戛然而止。
不夸张地说，从上野动物园、和歌山县，到百货商场的玩偶、地铁站的广告，熊猫一直是日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晓晓和蕾蕾的存在，不只是可爱的象征，它们还是“顶流经济”的发动机。
2023年，仅上野动物园就因它们吸引了超过450万人次，周末排队最长超过3小时，带动周边经济产值超过3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5亿元。
这对双胞胎的名字，是从19万份民众投稿中选出来的，“晓晓”象征黎明，“蕾蕾”象征希望，在疫情后的灰暗日子里，它们成了很多日本人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但熊猫终究不是日本的——这是所有人都清楚的现实。
根据中日签署的合作协议，海外出生的大熊猫必须在4岁前返回中国参与繁育，这次的提前归国，并不突兀，而是一次“按约执行”。
但问题是，民众的情感从来不是协议能控制的东西。
“熊猫外交”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打实的国家软实力。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首度将“康康”“兰兰”送往日本，场面极其隆重，那一年，日本民众第一次在动物园门口排起长队，只为见一眼来自中国的“国宝”。
到了1982年，中国采用科研合作和有偿租借的新模式，但即便如此，大熊猫依然是中国对外交流中最有分量的“外交官”。
过去几十年，中日在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尤其是和歌山县的“冒险世界”，与中国科研机构联手创下17只幼崽的繁育纪录，成为海外最成功的大熊猫繁育基地。
日本在技术管理和动物福利方面的经验，也通过这条合作通道被世界认可。
可合作归合作，情绪是独立运作的。这次晓晓和蕾蕾的离开，让日本媒体集体陷入“熊猫失落症”。
大熊猫的“回家之旅”，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引发国际关注。
2023年，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美香”一家三口归国，当地民众自发举牌送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希望它们能再回来”。
2024年，韩国的“福宝”回国，仁川机场一度陷入交通瘫痪，几万名粉丝彻夜守候。
这些场面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大熊猫不仅仅是动物，它们是情感的载体，是文化的象征，是国家之间可以“温柔对视”的窗口。
而这背后，是中国持续强化的大熊猫保护体系，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与20个国家、26家机构建立大熊猫合作，全球圈养总数达到728只。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它的保护等级从“濒危”下调至“易危”，这不只是科研成果，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有人说，晓晓和蕾蕾连头也不回地走进运输车，是“冷漠”，但换个角度想，它们更像是知道：自己该回到哪儿去。
它们不是被送走，而是被接回。
接回的不只是两只熊猫，也是一段合作的结束和下一段关系的开始。中日之间的熊猫合作，并不会就此停止。
虽然新一轮熊猫租借谈判受到当前政治氛围的影响，但双方都释放了“继续合作”的信号。
在外交语言中，这种话其实已经很明白了：这不是终点，只是换了个起点。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家永真幸说：“熊猫外交不是单向输出，它是情感、文化和科研的三重合作。”
也就是说，中日之间的桥梁，还在，只是需要重新搭建。
晓晓和蕾蕾的这次“回家”，注定载入两国交往的记忆册，它们用自己的方式，为53年的合作画上句号，却也为接下来的故事留足了空白。
留言墙上，有一张纸条写着：“你们没有说再见，我们也不会。”
这是日本普通人写下的情感，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延续，这份情感会在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中，继续发芽、生长、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