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秋的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飘着淡淡的墨香。
张治中揣着个旧信封，脚步比平时沉了些这信封里装的不是寻常文件，是张十三年前的借条。
张治中这人，早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后来成了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可他跟共产党的交情，那是出了名的铁。
建国后留北京，当了人大副委员长，说白了，就是共产党信得过的“党外朋友”。
那天他见毛泽东，没绕弯子，直接把信封递过去：“主席，有桩旧事，今天得跟您说道说道。”毛泽东拆开一看，愣了愣借条上的借款人署名，是“希贤”。
1945年那会儿，邓小平在晋冀鲁豫军区当政委，部队刚打完硬仗，手里紧得很。
根据地要搞生产，要养伤员，钱从哪儿来？
当时张治中在重庆，听说老解放区困难，二话不说，从自己家底里拿出3000块大洋。
那会儿的大洋，金贵着呢！一块大洋能买30斤大米，3000块，够一个村吃半年，邓小平写借条时，用的还是化名“希贤”，怕给人家添麻烦。
十三年不催债
这借条一压就是十三年。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中间多少风风雨雨？张治中愣是没提过这事儿。
有人问他，他总笑：“共产党说话算话，急啥？”
那会儿的中国，到处都在重建，谁手里不紧巴？张治中一家老小在北京过日子，工资够用，但也谈不上宽裕。
他不是不差钱，是把“信义”看得比钱重。
1958年这年，张治中犯了难，大女儿张素我在苏联治病，急需外汇，家里积蓄早掏空了。
左思右想，他摸出了这张借条不是缺钱缺急了，是觉得“该清的账，不能拖”。
为啥不找别人？张治中倔脾气上来了：“借钱的是邓小平，可这事儿关乎信誉，得让毛主席知道。”在他眼里，这不是个人恩怨，是“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不是真讲信用”。
毛泽东拍板
毛泽东看完借条，没皱眉，反倒乐了：“文白先生（张治中的字），这账该还！不仅要还本金，利息也得算清楚。”
旁边秘书小声提醒：“现在是人民币时代，大洋怎么折算？”毛泽东摆摆手：“按当时购买力算，不能让老革命家吃亏。”
那会儿国家财政也不宽裕，到处都在搞建设。
可毛泽东坚持要付利息，他说：“我们共产党，欠老百姓一分钱都要还，何况是老朋友的钱？这利息不是给文白先生的，是给全国人民看的共产党讲信用，说到做到。”
邓小平那会儿在中央书记处，听说这事儿，专程找张治中道歉：“文白先生，对不住，这事儿我早该记得。建国后事儿多，一忙就漏了。”
他说当年那3000大洋，真是“雪中送炭”，现在得“还炭送电”不仅还钱，还要让根据地的百姓过上好日子。
张治中一听这话，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当场说：“本金收下，利息就算了。”转头把这笔钱捐给了国家，设了个“文白奖学金”，专帮穷学生。
借条原件？他还给了中央档案馆，自己留了张复印件，说：“原件该属于历史，复印件我留着，提醒孩子们啥叫信义。”
这事儿在小范围传开后，有人说张治中“较真”，可懂行的都知道，他较的不是钱，是理。
旧社会官场，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
可共产党不一样，哪怕是十三年前的旧账，哪怕借钱的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该还的一分不少。
张治中后来跟子女说：“我拿借条去找毛主席，不是考验他，是信他。”这种信任，就是统一战线的根。
民主人士为啥愿意跟共产党走？就因为共产党说话算话，小事见大义。
现在有人觉得，三千块钱不算啥，可那会儿的三千块，是一个人的全部家当，是对一个政党的信任赌注。
共产党赢了，赢在“言必信，行必果”，就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最讲信用，这信用，比黄金还值钱。”
这张借条复印件，现在还在中央档案馆躺着。
纸页泛黄了，可上面的字，比刚写的还亮。
本金早还了，利息呢？有人说算不清，可老百姓心里有数那利息，写在历史里，写在人心上，一辈辈传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