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案头摆着一份必须除掉的黑名单，排在首位的名字，叫毛润之。
这时候的毛泽东，可不是后来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在军阀眼里，他就是个把长沙搞得鸡飞狗跳的“刺头”。
赵恒惕这次是铁了心要杀人，放话只要抓到就地正法。
整个长沙城那是风声鹤唳，连只苍蝇飞出去都得被扒层皮。
谁也没想到，在这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节骨眼上，一个平日里连杀鸡都不敢看的老学究，竟然在军阀眼皮子底下玩了一出“灯下黑”。
他动用自己所有的官场面子去压赵恒惕，还偷偷塞给毛泽东20块大洋，硬是把这个“朝廷钦犯”送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这个敢拿全家性命去赌一个年轻人未来的老头，叫符定一。
这种拿全家性命做赌注的魄力，比那些只会喊口号的政客强了一万倍。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腾十年。
1912年，大清朝刚完蛋，民国刚开张。
那是个什么世道？
乱。
符定一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正在搞招生考试。
那时候的考生虽说剪了辫子，脑子里装的还是浆糊，写出来的文章满纸都是“共和万岁”这种正确的废话。
符定一看卷子看得直打瞌睡，直到翻到一份叫《商鞅移木立信论》的卷子。
这文章字写得狂草飞扬，观点更是吓人——在那个大家都骂法家刻薄的年代，这个考生竟然大谈商鞅的“法治”与“立信”，透着一股子要改天换地的杀气。
符定一当时就拍了大腿：“这个学生，我要了！”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官方体系里露脸。
符定一不但破格录用他，还干了一件这年头老师很少干的事：把自己私藏的古籍《资治通鉴》借给这个穷学生看。
大家得知道，那时候的书可不是现在的地摊货，那是有钱人家传家的宝贝。
符定一这一借，借出去的不是书，是把看世界的“望远镜”递到了毛泽东手里。
最有意思的是，符定一其实是个特别传统的旧文人，满脑子孔孟之道，按理说最该讨厌毛泽东这种激进派。
可偏偏就是他，在毛泽东最穷的时候，始终站在身后。
这时候就得提另一位大咖了。
如果说符定一是给了把“遮雨伞”，那杨昌济就是给了张“通行证”。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杨昌济当年的地位。
留洋回来的大教授，喝过洋墨水，在湖南教育界那是泰山北斗。
这老头是个怪人，上课前先闭目养神五分钟，谁敢乱动，眼神扫过来能吓死人。
就这么个严苛的教授，却看透了当时的死局：靠旧官僚没戏，靠照搬西方也没戏，中国需要一种既有野蛮体魄又有哲学深度的“新民”。
他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
1918年，毛泽东毕业了，前途一片迷茫。
是回乡种地还是当个小学教员？
杨昌济要去北京大学任教，临走时大手一挥：“润之，你也来北京。”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直接改写了历史。
如果毛泽东当时留在湖南，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李大钊，更别提后来的中共一大了。
到北京后，现实挺残酷的。
北大的冬天冷得像冰窖，毛泽东只是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一个月工资8块大洋。
除去房租饭钱，连买煤取暖都够呛。
那时候北大名流云集，胡适他们谈笑风生，很少有人会多看一眼角落里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湖南伢子。
但是，符定一和杨昌济没忘了他。
符定一当时也在北京，工资也不高，但他每个月硬是从牙缝里省出5块大洋塞给毛泽东。
大家别小看这5块钱，在那个年头，这就是毛泽东的救命钱，让他不至于饿死街头，还能买几本书看。
而杨昌济呢？
他病重弥留的时候，给当时的名流章士钊写了一封绝笔信。
信里没提家产，没安排后事，只写了一句：“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这哪是写信，分明是用自己一辈子的名声给这两个年轻人做担保。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是手握百万大军的领袖，而符定一成了个糟老头子。
毛泽东专门派人把他请到西柏坡。
当时军中很多人主张强攻北平。
是符定一，用读了一辈子史书的智慧提醒毛泽东：北平是古都，文脉易断难续。
这番话，直接促成了后来“北平方式”的定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意安排符定一当中央文史馆馆长。
这不是闲职，是把整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担子交给了最信任的人。
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种很奇妙的传承。
符定一和杨昌济，他们或许不懂怎么搞武装革命，但他们懂人。
他们在乱世的废墟里，一眼就认出了那块能撑起大厦的基石。
他们没想过要什么回报，只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夜，一个给了20块路费，一个写了封推荐信。
这大概就是教育最极致的浪漫。
我不必成为巨人，但我甘愿做巨人脚下的那块垫脚石。
1958年符定一走了。
后来收拾遗物，箱底压着那本翻烂的《资治通鉴》。
书页里，老师的蝇头小楷和学生的狂草批注挤在再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