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美女间谍把王亚樵勾引到了床上。岂料就在宽衣解带之时，她竟举起了手枪。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王亚樵并不慌张，开口说了一番话，让她泪流满面，“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1934年的一个夜晚，上海法租界某栋公寓楼内灯火昏黄。王亚樵坐在床边，点燃一支烟，眼神盯着窗外模糊的街景。
他刚从一次秘密会议中脱身，脑袋里还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
背后传来窸窣的衣料声，那是她，那个看似无害，却让他从第一次见面起就隐隐警觉的女人。
她一步步靠近，眼里却多了一丝迟疑——直到那把冰冷的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
“你知道我是谁吗？”她声音颤了一下，却努力维持镇定。
王亚樵没有立刻回答，反而缓缓吐出一口烟雾，像是早已料到这一刻。
他看着她，开口说了句让她整个人瞬间崩塌的话：“你哥哥，死在我刀下，是为了民族，不是为了我。”
她愣住了，手枪颤抖着，眼神从愤怒变成了迷茫，下一秒，她“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刻，上海滩最危险的男人没有动，也没有躲，他只是看着她，像看一个终于明白仇恨背后真相的普通人。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在身不由己的年代。
1934年，对于上海来说，是混乱的高峰期，租界里西方人喝着咖啡谈生意，街头巷尾却频频传来暗杀、爆炸、谍报的消息。
中日之间的矛盾像一把刀，横在每一个中国人胸口。
而军统、青帮、日本特高课、地下党、各路势力如同水面下的鲨鱼，谁也不知道哪个看似平静的夜晚会掀起腥风血雨。
王亚樵，这个名字，在当时是个禁忌，他不是军官，不是政客，也不是黑帮老大，但却让蒋介石、汪精卫、甚至日本人都头痛。
他像个幽灵，每次出现，都伴随着枪声和尸体，从刺杀蒋介石未遂，到炸死宋子文亲信，他从不手软，也不躲藏。
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疯子，毛主席给他下的评语最为精准：“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这句话，在当时的高层传开，也让军统恨得牙痒痒。
戴笠，军统头子，精明，心狠手辣，他知道，王亚樵的死，不是靠枪，而是靠人性。
他找到了一位年轻女子，代号“兰”，真实姓名没人知道，只知道她是留法归来的特工，曾在北平中统培训班里拿过第一。
她的哥哥，是王亚樵一次行动中误伤的对象。
这场布局，戴笠精心准备了半年。
兰伪装成进步青年，投身抗日，慢慢接近王亚樵，并逐渐成为他的联络人之一。
她聪明、冷静，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王亚樵起初对她并不信任，但随着几次并肩作战，她的身份逐渐被接受。
他们不是恋人，但关系超越了普通战友，她懂得在王亚樵焦躁时安静地陪伴，也知道在他动怒时保持沉默。
这不是感情，而是一种默契。
直到那天晚上，她接到的任务很明确：在那间公寓里，解决王亚樵，没有退路，没有解释，只有一颗子弹。
可真正面对那个男人时，她犹豫了，她想起他曾为救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用自己换了人；也想起他在一次行动后，抱着一个死去的少年战士沉默了一整夜。
她举起枪，却动不了手。
王亚樵看懂了这一切，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质问，他只是说出了那句话：“你哥哥，是为了民族。”
在那个年代，仇恨是常态，理智却是奢侈。
她跪下的那一刻，不是服从，也不是悔恨，而是一种彻底的崩溃，她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被利用的一颗棋子，而棋盘上的人，个个都披着正义的外衣，却干着最不堪的事。
她没有开枪，离开了上海，后来有人说她在重庆当了护士，也有人说她在云南山里教书，再也没有出现在情报系统里。
但王亚樵的命，并没因此改变太久。
1936年，广西梧州，他还是死了。
被戴笠派出的另一批特工包围，在一次突袭中中弹身亡，没有人救他，也没人替他收尸，他死得很快，像他一生中的每一次出手一样果断。
多年后，一个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地下党在回忆时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匪徒，他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王亚樵的一生，是极端的，他活在暗影中，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光明的可贵。
他杀人，却从未为私利；他暴躁，却有清晰的政治判断，他知道自己终将死在黑暗里，也从未期望过有人为他立碑。
而那个夜晚，那个女人手中的枪，成了他生命中最接近“爱”的存在。
军统赢了人，却输了心，王亚樵死了，却留下了一种无法被消解的悲怆，而那个女人，放下了枪，却也放弃了自己曾相信的一切。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忠诚和背叛，很多时候只隔着一层窗纸，没有人全然正义，也没有人彻底邪恶。
1934年之后的上海，依旧动荡不安，王亚樵的锄奸团分崩离析，戴笠继续掌控军统，直到后来也死于飞机失事，那个女人，从此消失在人海，像无数被时代吞噬的普通人一样。
在那个人人戴着面具的战场上，谁都可能是特工，谁也可能是被利用的一枚棋子。
而真正能保住自己灵魂的人，往往不是枪法最准的，而是能在枪响之前，认清自己的人。
王亚樵就是这样的人，他活得短，却活得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