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咋在这儿？”曾志先开口，声音里有几分惊喜，也藏不住担心——她知道眼前这位老友自琼崖纵队时期便落下心脏病。冯白驹倚着窗台淡淡一笑：“老毛病，躲不过。倒是你，气色挺好。”两人一句寒暄，紧张气氛便散了大半。
冯白驹本打算再走几圈，见走廊尽头没有其他人，忽然压低声音：“有件事，你得听听。我知道贺子珍的下落。”这一句来得太突兀，曾志愣住。自井冈山算起，二人认识贺子珍已三十余年，却都与她失联良久。
对井冈山的女红军来说，贺子珍不仅是主席夫人，更是“我们的大姐”。1937年，她被迫离开延安赴苏联疗伤；1947年春天悄然归国，又旋即转赴华南前线。错综的革命征程让朋友们的消息常断断续续，曾志最后一次与她见面还是在东南解放区，那一面不过寥寥数语。
话题被打开，冯白驹说起前因后果。原来，他到南昌报到时，地方组织陪他体检，一位干事随口提到：“老首长，贺子珍同志这两年住在城南老兵巷。”冯白驹当即记住了地址，却碍于病痛始终未能登门。他知道曾志和贺子珍的情分，索性把消息原原本本地捧给这位“女红军政委”。
曾志当场决定探访。可庐山会议日程紧凑，车次又有限，她有些拿不定主意。冯白驹挥手：“山不会跑，命令也在等。老朋友更难得，你今天就去吧！”一句调侃让曾志释然。
下午三点，一辆嘎吱作响的吉普把曾志送到城南。小巷口榆树枝密，院门斑驳。敲门声回荡片刻，木门打开，贺子珍站在门里，素色旗袍，鬓边几缕银丝。两人对视半秒，笑容几乎同时绽开。贺子珍抢上前，拉住曾志的手臂：“你还是那股子急劲！”
屋里陈设极简：一张旧方桌，两把竹椅，一排旧书整整齐齐码在窗台。热浪逼人，贺子珍端来木盆，将井水泼洒地面降温，又把一把蒲扇塞到曾志手中。曾志望着好友忙碌的背影，心里泛起酸楚：西北长征时并肩缝补军装的姑娘，如今已是五十六岁的老兵。
拉家常是她们最擅长的事。夜色降临，油灯点起。曾志问起近况，贺子珍略一沉吟，说自己如今在江西省妇联挂名顾问，平日帮孩子们补习功课，也上山送医送药。说到往事，她轻轻笑：“那时候子弹呼啸，咱们还抢着做担架队，现在倒怕楼梯太陡。”
灯芯燃到最短处，屋外虫鸣热烈。两人并肩躺在窄木床上，回忆起井冈山上围炉夜谈、瑞金中央苏区的宣传队、长征路的草地雪山，翻来覆去像拆盲盒。偶尔沉默，窗外月光透进来，将她们的侧影拉得老长。
天未亮，庐山会议的来车已在巷口等候。曾志起身收拾行囊，贺子珍为她折叠了一包干粮，还偷偷塞了几块麦芽糖。分别时气氛沉甸甸，却没人愿多说感伤。只听曾志低声嘱咐：“等会儿我让老冯再来看你，有什么事直接找他。”贺子珍点头：“行，有事我敲他门。”这两句平淡对白，却似给多年友情落了锚。
吉普车驶出巷口，贺子珍目送尘土渐远。她没有挥手，只站在那里，直到车影消失。多年后，她在给女儿的信里写下：“那天见到曾志，好像又回到宁冈挑粮的小道，又冷又饿，却挡不住心里热乎。”
另一方面，庐山会议如期进行。8月初，中央内部关于“反冒进”的辩论尖锐展开。曾志虽未跻身核心席位，却敏锐捕捉到空气里的火药味。会场之外，她常把注意力放在电台的简报上，留意南昌方面的电讯，只要冯白驹身体有变，自己随时能下山。
值得一提的是，冯白驹在住院期间仍坚持口授《海南纵队抗日斗争实录》，护士写字跟不上，他便一遍遍放慢语速；病情稍缓，就让人把报纸送来，关注的仍是华南岛屿防务。医护人员劝他多休息，他笑着比划心脏位置：“打仗时子弹都没要我的命，这点毛病不算啥。”那份顽强不输当年的雨林拉锯。
会后，曾志下山第一件事就是赶往医院。冯白驹已能下床，见她进门，调侃道：“主席的会咋样？”曾志没接话，反而递上一包山茶：“你那情报果然灵验，贺子珍托我带给你。”冯白驹摩挲着包装纸，神情柔和许多。
这一串看似偶然的交集，让三位井冈山旧人再度产生了若隐若现的联系：冯白驹以一纸地址，让曾志完成一场十余年未了的重逢；贺子珍又通过曾志，向海南琼崖老战友捎去问候。信息在南昌、庐山、海口之间来回奔波，缝合着散落各地的革命记忆。
翻检史料可知，1959年对三人都有不小的考验。冯白驹59岁，心脏病在高海拔环境下尤为凶险；曾志55岁，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也大不如前；贺子珍则需与战争遗留的伤病长期相处。然而，他们的心气未减，依旧把个人安危置于大局之后。
人们常说革命友情最是坚韧，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坎坷，把人和人之间那根隐形的线拉得更紧。冯白驹在医院走廊传递的不过一句“我知道贺子珍的下落”，却让历史的碎片在瞬间拼合，令数十年风雨有了温暖注脚。
许多旧事就这样埋进记忆深处：1926年秋收起义的山雾、1929年转战赣南时的硝烟、1945年重庆谈判会场外的喧嚣。今天重读那些电文、回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或许更能体会，彼时一句平常的问候背后，是穿越枪林弹雨的生死与共，也是革命者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