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贷款”始终被贴上“不透明”甚至“债务陷阱”的标签。
1月27日路透社爆料，非洲等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债务偿还额，已超过从中国获得的新增融资，以前有人曾普遍觉得这笔钱要不回来，如今非洲用行动回应，更撕碎了西方炒作多年的“债务陷阱”烂梗。
路透社于1月27日发布的深度报道指出，2024年至2025年间，中国从非洲获得的债务本息偿还额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这一数据有力地回击了所谓的“坏账论”。
但我们要看清，这种“还款额超过贷款额”的现状，并非中国单方面“抽贷”，而是中非投融资模式发生的结构性转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非洲国家的外部债务结构中，多边开发银行和西方商业债权人依然占据大头。
而中国债务的特殊性在于其“生产性”：中国近70%的贷款流向了交通、能源和通信领域。这种精准的投向，使得债务不再是单纯的负债，而转化为了生产力。
以肯尼亚为例，其著名的蒙内铁路（SGR）在建设初期饱受质疑。
但根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的最新数据，蒙内铁路通车以来，肯尼亚境内的物流成本直接下降了约40%。
更重要的是由于铁路带动的沿线工业化，肯尼亚的GDP增长率在基建高峰期后比预测值高出了约2个百分点。
这种由基础设施直接拉动经济增量，再由增量税收覆盖债务的闭环，正是中国回款的底气所在。
而除了铁路，非洲更深层的动力源能源，正发挥着更惊人的杠杆作用。
在经济学中，电力被视为工业的“血液”。
过去非洲许多国家面临着“有矿开不了、有厂转不动”的尴尬境地，核心原因就是缺电。
中国援建的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就是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
作为尼日利亚最大的水电项目之一，宗格鲁水电站投产后不仅填补了该国巨大的电力缺口，更通过降低工业用电成本，使当地平均电价下降了近30%。
官方统计显示，受此利好，尼日利亚境内此前因能源成本过高而倒闭或停产的200多家各类中小型工厂实现了复工复产。
工厂开工意味着就业、产出和税收。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工业园区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建立了一套专门的债务偿还准备金。
而在埃塞俄比亚，这种模式被升级为了“工业园模式”。
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建设的东方工业园，目前已吸引了大量纺织、鞋履和建材企业入驻。其产生的出口额已占到埃塞俄比亚全国总额的10%以上，直接提供了超过2.5万个就业岗位。
这种“出口创汇”能力，直接解决了非洲国家最头疼的外汇短缺问题，从而保障了对华债务的按时兑付。
中国的对非援助和贷款，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接地气”。
在马拉维，中国农业技术专家组引入的杂交水稻品种，将当地原本每亩仅300斤的产量提升到了800斤。
据马拉维农业部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显示，通过向周边国家出口大米，去年该国获得的贸易顺差额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履行当年的对华债务义务，占比甚至达到了当年应还债务额的三成以上。
除了土地里的产出，数字化的“天空”也在贡献产值。
卢旺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帮助建设的4G基站和光纤骨干网，使这个国家的互联网覆盖率从不足20%迅速提升至近90%。
如今卢旺达已成为东非的“数字枢纽”，电子商务和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达15%左右。这种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是清洁且可持续的，也是其信用评级保持稳定的关键。
而在资源丰富的刚果（金），中国通过升级改造关键节点的机场和公路，极大地降低了矿产品的运输成本。
以往由于路况极差，钴、铜等战略矿产的运输损耗和时间成本极高。
中国援建项目投入使用后，运输效率提升了60%。这意味着，在国际矿价波动不大的情况下，由于成本降低，刚果政府和矿企获得的净利润大幅增加，从而确保了还债的资金流。
这种“修路、通电、传技术”的组合拳，构建了一个非洲自我生财的生态系统。
但此时，西方媒体又抛出了另一个论点：中国贷款的期限是否过长，从而构成了长期控制？
西方舆论长期攻击中国贷款的期限和条件。但如果对比真实数据，结论会令人惊讶。
统计显示中国对非贷款中，80%以上的还款期限设置在15年以上，部分优惠贷款甚至长达20-30年。
相比之下西方商业银行和国际债券市场的短期贷款期限通常仅为5-10年。
这种长短周期的错位，是导致非洲国家在面临全球加息周期时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的真正原因。
更深层次的区别在于贷款的条件。2023年的一份国际独立研究报告揭露，某些欧洲债权人在提供贷款时，往往附带极高的“资源抵押”比例，且要求贷款国家必须执行特定的西方政治体制改革。
反观中国。在赞比亚的铜矿投资项目中，中国坚持“利润留存”原则，85%以上的项目利润通过再投资、工资、税收等形式留在了当地。
去年赞比亚从这些中国参与的项目中获得的税收，足以覆盖其当年欠华债务的22%。
中国从不逼债，而是通过“贴息、延期、增信”等金融工具，帮助非洲度过最难的建设期。
随着大量项目进入运营期，中非合作的形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非洲开始还钱，是中国多年来坚持“建营一体化”战略的胜利。
以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亚吉铁路为例，中国不再只是把铁路修好就交钥匙，而是深度参与了后期的运营管理，并为当地培训了3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
2024年，亚吉铁路的年货运量已突破120万吨，并成功实现了盈亏平衡。当基础设施具备了自我盈利能力，它就不再是政府的债务包袱，而是源源不断的“现金牛”。
这种从“借钱修路”到“路通生财”的转变，让非洲国家看到了通过工业化改变命运的希望。
正如肯尼亚一位政府官员所说：“我们之所以选择给中国还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项目确实让我们变富了。如果断了合作，我们的未来才是真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