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20日的上海虹桥机场，阴云压得很低。李仁斋站在候机楼二层，望着跑道上一队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中央调查组步下舷梯。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二十七年前跟随陈毅进城时的情景，心口像被人猛地擂了一拳——一条分岔的道路摆在眼前，是执迷还是回头？他终于低声对警卫说了一句：“弟兄们，枪口别乱抬。”
这位一生跌宕的老人，如今已是107岁高龄。当年，他是上海警备师的“掌门”，却在政治旋涡中误入歧途，差点铸成大错。很多人只记得他在“四人帮”覆灭前夜的仓皇，却不知道在枪林弹雨中他曾立下怎样的战功，更少有人了解，他为何会走到历史的岔路口，又是怎样熬过漫长的反省岁月。
1918年，李仁斋出生在山东淄川县的一个贫寒农家。柴担磨破肩头的少年，初识“命运”两个字，只觉得沉甸甸。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踏进家乡，他眼看邻里被屠戮，闷声在心里划下一道血痕。1938年冬夜，淄川山路被薄雪覆盖，他和十几位同乡摸黑投奔八路军。连长拍拍他的肩膀试探：“真敢上前线？”—“鬼子不走，我不下山。”一句话，把穷孩子的倔犟写满。
抗战相持期，淄川是鲁中通往延安的咽喉。铁路、桥梁、碉堡，成了李仁斋的“练兵场”。埋雷、割电线、夜袭据点，干完一仗，他数遍兄弟们的脸，缺一张都心里发紧。1945年反攻，他和县大队悄悄爬上铁路，把炸药塞进枕木，炸毁了一列满载军火的日军列车。滚滚黑烟中，他长出一口气：“咱这回算是给八路爬坡添了把劲！”
抗战胜利，队伍改编，警备这一行便与他再也分不开。解放战争里，他做过警备团长，也跟着华东野战军打过淮海。1949年5月，随军南下进入上海。当时的十里洋场暗流汹涌，特务、地痞、旧政权残部交织其间。陈毅把他留在公安总队，握手时说：“上海是大染缸，你得盯紧。”李仁斋心里咬定，这一回要像守家乡一样守住这座城市。破案、扫黑、市面管控，他手腕铁硬，老百姓背地里喊他“李包公”。1950年粮食黑市猖獗，他扮成客商跟踪倒粮大户，当场掀翻仓库，怒吼一句：“我的命都豁得出去，会怕你一袋米？”
进入六十年代，他坐上上海警备师师长的位子。繁华大港的安危，几百万市民的日夜，都系在这支部队的胸章上。1971年，毛主席南巡，他在外滩、淮海路布下严密警戒，直到专列安全驶离才悄悄舒一口气。可就在同一年，他被拉进了更隐秘的政治搏杀。多方拉拢，百般试探，他犹豫、观望，终究没能摆脱旋涡。
“临时指挥部在等你。”1976年10月的某个夜晚，一通急促电话把他拉出家门。马天水等人正密谋“非常方案”，意图挟上海自重。李仁斋知道，这条路布满荆棘，却仍半推半就地走了进去。短短十昼夜，他夜夜无眠，笔直的军装成了枷锁。直到调查组空降，他才彻底惊醒。次日清晨，他独自走进驻沪海军大楼，向苏振华“全盘托出”。那是他军旅生涯里最艰难的检讨，也是最后一次“向组织报告”。
随后，中央决定撤销其职务，保留党籍。有人说他幸运，也有人说是咎由自取。李仁斋闭口不辩，自觉承担失误带来的后果。1985年，他退居二线，选择留在上海养老。老宅不大，却整洁得像营房。他常独坐窗前削铅笔，写回忆录，十行字里，总有两三行被泪水涂花。
熟识他的人说，老人偶尔谈起过去，语气里更多的是愧疚：“枪扛在肩上，不只是打仗的事，还得扛住诱惑。”年岁渐高，他极少公开露面，对外只留下“宁静是福”四个字。亲友探望，他笑言自己只是“老兵一个”，谈到曾经的风云，也只是摆手，“都过去啦。”
烽烟散尽，上海早已霓虹万点。弄堂里偶尔有孩子经过他家门口，看见墙上那张微褪色的老照片——年轻的李仁斋，身披戎装，目光炯炯。孩子追问谁是照片里的爷爷，长辈只说：“他呀，当年打过鬼子，也差点走错路。”故事便在巷口传开，在风里飘荡，像一首不肯完结的老歌。
至今，百岁老兵仍在。闲暇时，他翻看泛黄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攻山夺隘的冲锋，也记录着自己那段灰暗的迷途。历史不会替任何人涂抹错误，却也从不吝啬给人自新机会。107岁的他，身体已佝偻，却依旧每天坚持在院子里踱步三圈。有人说，这是军人一生的“最后一次操课”。他听见了，只是笑笑，拄杖缓行，脚步依旧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