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0日，北京的阳光有些刺眼。机场跑道旁，一支日本友好代表团下了舷梯，随行人员手里夹着一张发黄的合影：缅甸战地医院，少女一身白衣，神情怯生。来华访问只是公开议程，更紧要的，是替一位耄耋老人寻找失踪三十多年的女儿。照片上的名字，大宫静子。
消息递到外事系统，几经辗转送到四川省军区老干部处。一串模糊线索，“远征军”“突击连”“刘运达”，需要穿州过府去核实。调查小组一路南下，从成都到泸州，再乘客车颠簸进泸县白沙镇。三辆黑色伏尔加车在狭窄街巷引来围观，人们低声议论：谁家摊上大事了？
时间拨回到1944年3月的密支那雨林。中国远征军二〇一团突击连刚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刘运达拄着卡宾枪，盯着林间湿漉漉的脚印。对讲机里传来团部命令：穷追残敌，不留死角。傍晚时分，他带人摸进一处石灰岩洞，短暂枪声后便是漫天硝烟。等尘埃落定，十几名日本兵已自裁殆尽，只剩三个身着红十字臂章的护士瘫坐角落。
其中一人浑身发抖，目光垂落，不敢和中国士兵对视。她就是大宫静子，年仅十九岁。面对刘运达的质问，她用生涩中文低声道：“不想打仗……不想杀人……回不了家……”那股近乎绝望的语气，令久经沙场的刘运达微微心软。他当机立断：“留下吧，医院缺人。”自此，一名日本俘虏换了身份，在远征军救护队里缝合伤口、递送纱布，也悄悄缝合彼此的命运。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大批日俘被遣返，静子却把归国通知悄悄撕碎。她对刘运达直言：“我想跟你走。”他沉默许久，只说了三个字，“那就留。”战后不久，刘运达腿伤复发，被批准复员。两人翻山越岭回到四川泸县白沙镇。那年冬天，木屋、豆灯、土炕，一碗腊肉酸菜汤，两人对坐而食，婚事就此定下。静子改名“莫元惠”，村里人叫她“莫家嫂”。
乡下日子清苦，却也热火。三亩薄田、一方石灰窑、三个孩子，汗水拌着笑声。她学川话、包抄手、吆喝邻居来喝腊八粥，没人再记起她的异国背景。刘运达偶尔回想当年的战火，叹口气：“活下来，就是福。”
突然闯入的调查组打破了宁静。院门外，队长出示介绍信，用日语核对姓名：“オオミヤ シズコ？”静子愣得说不出话。刘运达不明所以，只看见妻子眼圈霎时通红。调查人员交给她父亲手写的信：寥寥几行，却如重锤——“静子，父在等汝归，母已作古。”她攥紧信纸，指节发白。
那一夜无眠。火塘暗红，刘运达终于开口：“你想走，就去吧。”他的嗓音嘶哑。静子哽咽：“我会回来的。”半个月后，白沙镇万人空巷，送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长鸣，她隔着船舷对丈夫喊：“等我！”人群涌动，只有他一个人流泪。
1978年5月19日，金泽。静子跪在病榻旁，握着父亲苍老的手。家中陈列的木偶玩具、电子音乐盒，让她恍若隔世——原来父亲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宫商事社长，拥有三家玩具厂两家商场。巨额家产，静子从未提起，也从未动摇当年随夫去乡下的选择。
半年后，寄往白沙镇的第一封信抵达。她写道：“家中事多，暂且无法归，勿念。”信末附一张汇票——数额够全家换瓦房。刘运达看着妻子优雅的照片，既惊又喜，心底却涌上一丝惶惑：眼前这位光鲜女士，还是当年那个山洞里颤抖的女孩吗？
1981年冬，他带二子崇义赴日。东京成田机场灯火辉煌，他不敢抬头。静子一袭呢子大衣迎上来，紧握夫手：“怎么了？我是你的妻子啊！”几句轻声安抚，他才放下戒备。当年战场上救下的护士，如今手握庞大家业，却未改那句“夫唱妇随”。
1984年，大宫义雄病逝。遗嘱中，全部资产传给静子，而静子又转而登记到刘崇义名下。对她来说，金钱只是替父亲完成心愿的工具。遗憾的是，大儿子因病早逝，老两口夜深常对空照片发呆。
1989年3月，刘家携全部家当返川。有人劝他们留在日本享清福，他摆手：“人老了，嘴里就想自家井水。回锅肉不辣，心里发淡。”好友听了直笑，却也听出那份倔强。白沙镇新修的公路旁，一幢青砖瓦房落成，门匾写着“静云居”，寓意夫妻名字相依。
此后岁月平静。刘运达时常带外孙在镇口老茶馆下棋，静子则在后院种满彼岸花，同乡亲们交换川菜与寿司的做法。村头广播响起老歌，她会停下锄头，轻声哼唱。人们见怪不怪，只当她是从上海嫁来的一位勤快媳妇。
有人感叹，战争残酷，却也把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人推到一起；更意外的是，他们在漫长时光里，以善良与坚守将仇与恨化作了日常烟火。刘运达晚年耳背，每当有人问起旧事，他笑而不答，只抬头看妻子。对他而言，答案一直很简单：救人一命，得一生相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