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泸州一座运营了近30年的公交商城开始维修楼顶渗水，工人敲掉花坛水泥时，在不足1平方米的空间里挖出了人类白骨。
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对比失踪人口档案，很快把线索指向一位在1997年2月失踪的女摊主——当年年仅33岁的吴某萍。
那具白骨，和她消失的时间，整整隔了28年。
1997年2月1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四，距离春节只剩不到一周，这个时间点，一家人原本在准备年货，却从此失去了团圆。
失踪那天早上，10岁的黄平数过母亲身上的金首饰，大概有四五件，项链、戒指加手镯一共值上万元。
他开玩笑说：“妈，你戴这么多，小心被人抢。”
母亲只是笑了笑，整理好红色呢子大衣，背上放着现金和账本的包，说要去收一笔4万元的欠账。
那4万元，是1990年代在泸州可以买两套普通小户型房子的数目，对两家个体户来说已经算大单。
借钱的人，就在同一层做羊毛衫生意，姓陈，叫陈某芬，比吴某萍小几岁，之前一起摆摊，互相帮忙进货、看店，合作至少有两三年。
吴某萍在公交商城开店的时间，比大多数同行都早，1993年前后就租下摊位。
羊毛衫旺季时，她每天要做七八千元流水，一年下来能清点几十本账本，在同一层算得上“带头大姐”，也因此常被人找去周转资金。
陈某芬提出借4万元时，商场里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因为两人当着至少三名同行的面算过账。
吴某萍没要抵押，只在账本上写了日期和金额，约好春节前结清，这个约定最终成了她最后一次出门的理由。
事后还原路线并不复杂：2月1日上午10点左右，她从商城内自己的摊位出发，走到不到50米外的陈某芬摊位，然后人就消失了。
监控在1997年那会儿还不普及，商场内部只有少量摄像头，还经常故障，警方当时并没拿到有效画面。
当天中午12点，黄平在家里等到第三次饭菜凉掉，才发现不对劲。
家人先后打了十几通电话给熟人，跑了三四个亲戚家，都说没见人，傍晚6点左右才去派出所报警。
那时距离她离开摊位不过八个小时。
接下来的几年里，吴某萍的照片出现在当地至少两家报纸的“寻人启事”版面，也贴过十几张在车站、码头。
但因为没有确切线索，这起失踪案在档案里一次次被标注为“继续侦查”，直到20多年后才被重新翻出。
当年的嫌疑人其实并非没有出现。
1997年案发后不久，陈某芬和丈夫杨某根被警方叫去问话，两人都否认见过拿钱上门的场景，只承认之前确实借过4万元。
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没有尸体，这个案子在那时很难突破证据门槛。
几年之后，夫妻俩关了摊位，注销了原来的电话，连身份证号码后来都查出变更过。
在2000年前后，身份信息管理还不如现在严密，办一张新的工作证、换一座城市，足以让人隐身在几千万流动人口当中。
而商场楼顶那个花坛，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种着五六棵常绿灌木，多年来只按季度修剪枝叶。
谁也没想到，距离人来人往的摊位不过一层楼的地方，埋着一具1997年的尸骨。
对家人来说，这28年不是一串数字，而是一段段具体的等待。
吴某萍的父母在她失踪后，每年正月都会准备一副碗筷，足足摆了十多年，从60多岁一直等到70多岁，最终都带着“女儿还活着”的幻想离世。
她和丈夫在出事前不久刚办完离婚手续，民政局的登记日期是1996年年底。
婚姻结束后，两人仍在同一个城市养孩子，只是住处分开，黄先生负责学费和生活费，她负责日常照看，分工持续了大约一年。
案发后，黄先生成了唯一监护人。
他后来在一次直播里说，自己这28年没有再婚，一个人从32岁带孩子到现在60岁出头，期间换过至少四五份工作，就是怕孩子再受一次打击。
说起“如果当初没离”，他反复重复了这句话十几遍。
比大人更直接受冲击的，是当时只有10岁的黄平。
母亲失踪后的几个月里，他的期末成绩从全年级前20名跌到倒数，连续三次月考不及格，最后干脆辍学。
老师找过他父亲至少三次，劝回未果，只能把学生档案标注“主动退学”。
少年时期的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公交商城楼下晃，或者沿着沱江边走来走去，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自己回忆，那时最大的念头就是“再找一找”，总觉得转过几个路口，或许就能看见穿着那件红色大衣的背影。
这种寻找持续了至少五六年，直到被父亲带去浙江。
到浙江后，黄平先在亲戚开的店里学电焊，又去技校报过一年汽修，两个方向都没坚持超过半年。
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他待过宁波、绍兴和温州，在不同城市做过销售、送过快递，当过餐厅服务员，每份工作最长不超过一年。
睡过车站长椅，也在工地板房挤过上下铺，这些零散经历加起来超过10种工种。
他说，真正让他难熬的不是工资低，也不是一年干不满几个月的漂泊，而是每到春节前后，都要面对空下来的那个称呼。
别人一年要喊“妈”几十次，他从10岁到38岁，这个字一个都没喊出口，只能反复翻看手机里那两三张老照片。
那里面有1995年夏天拍的小摊合影，还有1996年春节前一家三口站在商城门口的画面。
近年来，他在社交平台上偶尔发一些生活片段，粉丝从几十涨到上万，是在媒体报道这起旧案之后。
在一段大概三分钟的视频里，他提到自己已经38岁，仍在租住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没有结婚，也不打算在短期内做婚礼筹备。
他认为自己的状态还没从那场1997年的失踪事件里走出来。
每逢春节，他刻意不参与点灯、贴春联这种习俗，家里连大年三十的饭都尽量吃得简单。
他提到，自己最害怕的是灯光一亮，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母亲出门前回头那一下，连1997年那天早上墙上挂着的日历页，都还记得是“腊月廿四”。
那些细节，在他心里停留了整整28年。
案件在2025年突然推进，是因为那次楼顶维修。
工人敲开花坛水泥层时，发现一个疑似人骨的骨块，随后又挖出多块骨骼和衣物残片，其上残留的红色纤维与当年记录中的红色呢子大衣描述一致。
在DNA比对完成后，警方正式确认遗骸身份，并对陈某芬等人重新立案审查。
这一次，技术条件和当年完全不同。
通过历年住址、开店记录和银行流水，警方梳理出陈某芬夫妇1998年以后在不同城市出现过的至少5条轨迹，最终将相关人员控制。
案件后续进展仍在司法程序中，社会各界也在关注审理和定性。
吴某萍的遗骸已经由儿子接回浙江，在当地一处公墓下葬。
墓碑上刻着她的出生年份1964年和离世年份1997年，中间是一道横杠，隔开了她短短33年的生命，也隔开了一个家庭此后28年的生活轨迹。
对黄平来说，这道横杠既是终点，也是一个迟到太久的答案。
但答案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束。
失去亲人的创伤、成长过程中错位的几年、父亲长期的愧疚感，这些都不是一纸判决或一次下葬就能抹平的。
未来他如何继续过好40岁、50岁之后的人生，可能才是这起旧案在法律之外留下的更长远的问题。
相关信息可在潇湘晨报、大河报等公开报道，以及黄平及其父亲的社交账号内容中查到，时间与细节多处互相印证。
当过去被重新翻出来，人们如何处理记忆、如何看待迟到几十年的真相，仍然值得慢慢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