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山西大同的农家小院里，谁也没料到这个哭啼的婴儿，日后会执掌中国核工业的“航母”，更会沦为把国家机密当筹码的叛徒——他就是康日新，前中核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那个曾让亏损13年的国企扭亏为盈，最后却因受贿、泄密锒铛入狱的“双面人”。
康日新的早年履历，活脱脱一部“底层逆袭剧本”。祖上三代都是农民，他早早就扛起生计，食堂打杂、街头送货、学校代课，啥苦活都干过。
19岁那年，运气砸中了他——工作单位推荐他去上海交大读“反应堆工程”专业，要知道这专业在当年比现在的“计算机顶流”还金贵。可那会特殊年代，学制缩水，三年就揣着硕士文凭毕业，1978年钻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工程师。
按说这学历+岗位，该踏实搞技术，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人“嘴比手厉害”，搞人际关系的功夫远胜钻研反应堆参数。
2003年，50岁的康日新站上了中核集团掌门人的位置，接手的是个烂摊子——连续13年亏损，员工工资欠着半年，老工程师们蹲在厂门口攥着搪瓷杯抽烟，念叨“铁饭碗要成泥饭碗”。
谁也没指望这个“工农兵学员”能翻出花来，可康日新还真有两把“搞钱刷子”：砍了17个亏损子公司，把核电、核燃料、核技术应用三块业务拧成一股绳，车间墙上贴满“谁砸企业的锅，就砸谁的碗”的标语。
他甚至把铺盖卷搬进办公楼，三个月没回家，硬是在2004年春节刚过，让财务报表飘出13年来第一个黑字——2.4亿利润。
接下来的五年更像开了挂，2008年利润飙到48亿，主营业务收入从132亿冲到366亿，员工工资翻了一倍还多。会议室里“改革先锋”“国企救星”的锦旗堆成山，他一路升到中央委员，连走廊保洁阿姨见了都喊“康大圣人”。
那会他总揣着个搪瓷杯，里面泡着枸杞，杯底还沉着早年在煤窑带出来的茶垢，谁能想到，他办公室保险柜的密码，早悄悄改成了股票账户后六位？
康日新接触股市是在九十年代末，起初用自己的钱盯盘，K线图红的时候，连茶都忘了喝。1996年一波行情赚了二十多万，办公室抽屉里就多了股东代码卡。
可股市哪有只赚不赔的？后来亏了，他盯着绿屏红了眼，先是从单位小金库挪了五十万补仓，见没人发现，胆子越来越大——保险柜成了他的提款机，半夜溜进办公室开柜门，跟开自家冰箱似的随意。
亏空像滚雪球，从几百万到几亿，2008年中核集团发了18亿中期票据、40亿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上写着“用于核电项目建设”，他却让财务把3亿转到私人股票账户。
结果赶上股灾，钱砸进去就像泼进无底洞，18亿的窟窿压得他喘不过气。这时候，2004年那场三代核电招标，成了他眼里的“救命稻草”。
那年国家要给浙江三门、广东阳江的四台机组招标，美国西屋、法国阿海珐等巨头都来抢这块肥肉，康日新是招标领导小组成员，手里攥着各家的技术参数、报价底牌，连中方谈判底线都门儿清。
法国阿海珐的人摸到他办公室，递来装着瑞士银行账号的牛皮纸袋，康日新盯着搪瓷杯里沉浮的枸杞，没说话，转头就把西屋的核心技术参数、最低可接受报价，一股脑透给了阿海珐。
最终，80亿欧元的项目被阿海珐拿下，660万欧元悄没声打进了康日新的瑞士账户。他还没完，又把从西屋引进技术的谈判细节卖给对方，硬生生让中方的技术转让费多损失三个亿。
那会他在公开场合还装得像模像样，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做中核总经理到今天，中核没有亏过钱”，可私下里，他北京别墅的客厅里，欧元现金用橡皮筋捆成砖状，从地板摞到天花板，足足7000万欧元，堆得比煤窑的煤层还整齐——这些钱，正好够填他股市的窟窿。
纸终究包不住火，2009年8月，纪委因“严重违纪”对康日新立案调查，10天后就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查案人员推开他别墅的门时，阳光照在欧元上泛着冷光，那些钱上印着的国徽，像在无声地控诉。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里提到，康日新的事不只是经济犯罪，还涉及间谍活动——他把国家核工业的重要情报，甚至核材料研究的关键数据，卖给了境外势力，而这一切，最初只是为了填自己炒股的亏空。
2010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了康日新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他因表现良好减刑到20年有期徒刑，算下来要服刑到2036年，那会他都83岁了。
曾经那个在煤窑啃糠饼时发誓“要活出人样”的农村娃，那个说“想退休时让人评价‘康日新不谋私利’”的国企掌门，最终成了国家公诉书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罪犯。
他手里的权力本是用来守护国家核安全的，却成了满足贪欲的工具；那些他泄露的核机密，本是十四亿人身家性命的保障，却成了他换欧元的筹码。
如今他在监狱里算着出狱的日子，当年那只搪瓷杯早不知丢在哪，只有铁窗上的栏杆，还在提醒着每一个掌权者：权力姓“公”，贪欲的窟窿，终要用整个人生来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