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的汉口火车站广场，水泥地面被晒得发烫。
临时搭起的主席台用竹竿架着帆布，扩音喇叭反复播放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人群像被磁石吸引的铁屑，从周边街巷涌来，有人踩着自行车后座张望，有人搬来小马扎占据前排，孩子们在大人腿间钻来钻去。
这天的广场有点不一样，穿制服的人比平时多得多，灰色中山装袖口都别着红袖章。
警戒线外，卖冰棍的老太太把木箱放在石阶上，顾不上吆喝，眼睛直勾勾盯着主席台左侧的临时帐篷。
突然，扩音喇叭里的音乐停了，二十多个剃着光头的年轻人被两个一组带了出来。
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用旧床单缝制的无袖褂子，前后都用红漆写着黑色大字，最扎眼的是褂子下摆缝着的麻袋片，走起路来一甩一甩，像条滑稽的尾巴。
"盗窃犯李宝根"当扩音喇叭念出这个名字时，十九岁的小伙子头埋得更低了。
他那件"羞耻衫"背后画着个龇牙咧嘴的小偷，手里抱着个电视机，红漆顺着布料纹路渗进脖子，痒得钻心。
本来想挣扎一下，胳膊却被死死架着，只能跟着队伍往前走。
广场上的笑声像潮水般涌过来，有人指着褂子上的漫画笑弯了腰，有人对着那个麻袋尾巴指指点点。
李宝根能感觉到无数双眼睛扎在背上，比七月的太阳还烫。
他后来回忆，那天最可怕的不是听到"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而是红漆渗进皮肤的灼痛感，三天后洗澡时搓得皮都破了，印记还是没掉。
这种特制的"羞耻衫"不是武汉独有。
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公判大会上都能见到类似发明，山东潍坊的公安干警更有创意，给投机倒把分子挂上纸糊的"元宝项链"，坠子大得能遮住胸口。
四川绵阳的流氓犯则被插上假步枪，枪托挂着绣花鞋，讽刺他们"外强中干"。
这些发明创造并没有上级文件规定，公安部内部简报里倒是提过"要创新教育手段"，但没说具体怎么创新。
基层干警本来想按部就班办案，后来发现这种带点羞辱性的示众效果特别好，围观群众多，传播范围广，震慑作用立竿见影。
东北"二王"事件那会儿，有地方公安提议抓住后也搞个盛大的示众，被上级紧急叫停了，不是反对这种形式，主要是怕人太多发生踩踏。
这种既不鼓励也不禁止的模糊态度，让"羞耻衫"之类的发明在各地野蛮生长。
《长江日报》当时收到过一封老教师的信，说在公判大会上看到个偷了五斤粮票的学生，被穿着"小偷"字样的褂子游街，回来就跳了江。
信里质问"这到底是惩罚还是虐杀"。
报社把信转给市政法委，批回来的意见就八个字："注意影响，掌握分寸"，掌握分寸谈何容易。
广州汕头有次处理走私犯，不光让他们穿着印着"走私分子"的衣服站在卡车上，还在车斗里堆着他们走私的电子表、的确良布料，一路放着当时正流行的《霍元甲》主题曲。
围观的人挤得马路水泄不通，有人甚至爬上了路边的电线杆。
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订时，加了条"禁止侮辱人格的示众行为"。
这条不起眼的规定，让"羞耻衫"慢慢从广场上消失了。
现在去武汉市公安局档案室，还能看到件保存完好的"羞耻衫"，红漆已经发黑，麻袋尾巴磨出了毛边，标签上写着"1983年8月，汉口站广场公判使用"。
李宝根出狱后在一家小五金厂上班，车间主任特意让人给他做了个大号厂徽，别在左胸，正好遮住当年红漆渗进去的印记。
他很少提起那段经历，只是夏天再热也穿着长袖衬衫，有次新来的徒弟问起，他只说"年轻时调皮，被开水烫的"。
当年在公判大会上画漫画的那个美术老师，后来成了夜市摆摊的漫画家。
他画的《老武汉风情》系列里，悄悄藏了个穿奇怪褂子的背影。
有人问起，他总是笑笑说"虚构的，别当真"，本来想把那些画稿烧掉，但后来发现，留着或许是另一种纪念。
现在视频网站上偶尔能看到当年公判大会的影像资料，弹幕里争论不休。
有人说"乱世用重典，没毛病"，有人反驳"惩罚犯罪不能践踏尊严"。
这些争论背后，其实是我们对正义的理解在慢慢变化。
法律这东西很有意思，它不光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还悄悄塑造着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体面的。
从广场示众到法庭审判，从肉体惩罚到精神矫治，这个转变过程里，藏着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密码。
那些红漆写就的大字，那些滑稽的麻袋尾巴，那些围观者的哄笑，终究会慢慢褪色。
但它们留下的追问不会消失：当我们惩罚罪恶时，怎样才能不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这个问题，值得每个时代都好好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