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有时候真能要了一个人的命，尤其是在那个炮火连天、人心惶惶的年头。
1941年夏天，苏中根据地热得像个大蒸笼，地里的庄稼都耷拉着脑袋。
可比这天儿更让人心里憋闷的，是新四军一师锄奸科长汤光恢正办的这个案子。
审讯室里，刚抓来的国民党特务黄特，蔫得像霜打了的茄子，有气无力地吐出一句话：
“田青…
是我的上司，她也是我们的人。”
这几个字，轻飘飘的，听在汤光恢耳朵里却跟炸了个雷一样。
屋里头一下就静了，静得能听见自个儿的心跳。
汤光恢“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两眼跟刀子似的，直直地扎在黄特身上。
田青这个名字，在一师，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她不是土生土长的泥腿子，是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见过世面，有文化。
人长得体面，说话文绉绉的，在战地服务团里是台柱子，能写剧本能上台演戏，战士们都爱看她的表演。
更了不得的是，两年前，她一个人从上海那龙潭虎穴里，硬是拉出了200多个学生娃，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投奔了新四军。
这事儿，当时都传为佳话，都说她是立了大功的女功臣。
这么一个浑身都是光环的革命干部，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
这罪名要是坐实了，那可就不是田青一个人的事了。
她带来的那200多个学生怎么办？
以后从大城市里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家还敢信吗？
这队伍里头，人心非得散了不可。
这事儿的影响，太大，太恶劣。
“你晓得诬告的后果是啥。”
汤光恢的声音里不带一点温度，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黄特抬起那张没有血色的脸，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可眼神里却是一种豁出去的“实在”：“科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千真万确。”
一桩牵动着整个新四军一师高层神经的悬案，就这么拉开了。
时间得倒回三年，也就是1938年。
那时候的田青，还是上海洋楼里的一位大小姐。
抗战的炮火虽然响了，但对租界里的很多人来说，日子照样过。
可田青不一样，她一腔热血，放弃了安稳日子，跑到了艰苦的苏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刚来的时候，她跟根据地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
战士们都是粗布军装，脚上是草鞋，她还穿着剪裁合身的旗袍，脚上是皮鞋。
说话做事，都带着一股子大上海的味道。
组织上拿她当宝贝，觉得这是难得的人才，就安排她进了战地服务团，让她用笔杆子当枪使。
田青也确实有才，写的抗日剧本，编的歌，总能说到战士们的心坎里去。
可光有热情，填不饱肚子，也扛不住行军的苦。
天天跟着部队急行军，吃的是粗粮野菜，睡的是潮湿的稻草地，这对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姑娘家来说，简直是要命。
没多久，田青就病倒了，身体垮了，精神也跟着动摇。
她向组织打了报告，说自己身体吃不消，想回上海“养病”。
在那个纪律比天大的年代，这跟当逃兵也差不了多少了。
但领导考虑到她之前的贡献和身体状况，还是批了。
于是，田青就这么离开了部队，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里。
这半年，她去了哪，干了啥，见了什么人，没人知道。
这段经历，成了一片空白。
就在大伙儿快把她忘了的时候，半年后，田青回来了。
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身后还跟着浩浩荡荡两百多号年轻的学生。
这一下，整个根据地都轰动了。
缺人缺人才的新四军，一下子得了这么一大批有文化的新鲜血液，那真是天大的喜事。
之前那些关于她“意志不坚定”的风言风语，一下子就没了影。
田青从一个差点被当成反面教材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夸赞的大功臣。
组织上不仅没再提她那段“空白”的过去，还给了她更高的职位。
可有些事，能压下去，不代表就没了。
在锄奸科这些搞保卫工作的人心里，这事儿一直是个疙瘩。
一个弱女子，无权无势，凭什么能在日伪横行的上海滩，组织起这么大规模的人员转移？
这背后得有多大的能量？
她那消失的半年，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些疑问，就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没凭没据的，发不了芽，但一直都在。
直到两年后，黄特被捕，他临死前吐出的那句话，才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长成了足以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
田青被带走调查那天，正在排练一个新的话剧，正为了一句台词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
当锄奸科的战士出现在她面前，亮出那副冰冷的手铐时，她脸上的激情瞬间凝固，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茫然。
那眼神，让在场所有人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案子很快就摆到了一师师长粟裕的桌上。
粟裕看着报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点了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最后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斩钉截铁地对汤光恢说：“两条原则。
第一，不放过一个坏人；第二，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这件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有了粟裕的指示，汤光恢的腰杆子就硬了。
他立马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工。
第一路人马，是几个精干的侦查员，他们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上海。
任务是把田青的底细翻个底朝天，她的家庭、在上海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那半年“养病”期间，她每天的活动轨迹，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得查清楚。
第二路人马，负责审查田青带来的那两百多个学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调查组的人员跟这些学生同吃同住同训练，从他们的出身背景、个人履历，到平时的言行举止，一个一个地过筛子，想从中找出点蛛丝马迹。
第三路，也是最关键的一路，由汤光恢亲自坐镇，主攻那个唯一的“证人”——黄特。
他要从黄特的嘴里，把所谓的“上下级关系”的每一个细节都给榨出来。
什么时候联系的？
在哪儿接的头？
暗号是什么？
下达过什么指令？
调查开始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找线头，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结果很快就陆续汇总过来，但都指向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方向。
那两百多个学生，个个表现都挑不出毛病。
训练嗷嗷叫，打仗往前冲，有好几个已经在战斗中立了功，成了部队的骨干。
思想上也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写申请书的一个接一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被安插进来的钉子。
上海那边传回来的情报更让人吃惊。
调查员通过地下党组织核实，田青那半年确实回了上海，而且一回去就想办法跟地下党接上了头。
正是靠着地下党同志的帮助和掩护，她才成功地把那么多爱国学生组织起来，送到了根据地。
这么说来，她不但没过，反而有大功。
所有的线索，最后都断了，只剩下审讯室里的黄特。
所有的疑点，都汇集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汤光恢没有对黄特用大刑，他知道，对付这种特务，攻心比动粗更管用。
他让人把田青写的剧本手稿，混在一堆其他人的文件里，拿到黄特面前。
“你既然是她的下属，总该认得她的字吧？
你指出来，哪一份是田青写的。”
汤光恢的语气很平静。
黄特额头上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他盯着那堆纸，犹豫了半天，最后哆哆嗦嗦地指了一份。
指错了。
“你们最近一次接头是什么时候？
在哪？
她给你下了什么命令？”
汤光恢紧接着问。
黄特的回答开始变得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
他编造的那些接头地点和任务内容，在时间上、逻辑上都漏洞百出，根本对不上茬。
汤光恢心里大概有数了。
这不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在顽抗，倒更像是一个人在拼命地撒一个自己都圆不回来的谎。
他马上让人去查黄特的老底。
没过多久，一份来自上海地下党的老情报被翻了出来，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几年前，一个叫黄特的青年，曾经疯狂地追求过田青，但被田青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从那以后，黄特就因爱生恨，到处说田青的坏话。
到这一步，真相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
最后一次审讯，汤光恢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了黄特面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黄特心上：“你费尽心机地诬陷一个革命功臣，到底图个啥？
是为了戴罪立功，还是…
有别的私人恩怨？”
黄特看着眼前如山的铁证，整个人像被抽了筋一样瘫了下去。
他知道自己完了，所有的伪装都被撕得粉碎。
他不再狡辩，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她拒绝我…
她看不起我…
我不好过，我也不想让她好过！”
一切都明白了。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特务揭发的大案，而是一场由单相思和嫉妒引发的、极其卑劣的个人报复。
黄特这个将死之人，想在临死前拉个垫背的，用最恶毒的谎言，把他得不到的女人一起拖进地狱。
他赌的就是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赌他一句话就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但他算错了，他低估了新四军，低估了这支队伍的原则和纪律。
这里是讲证据、重调查的地方，实事求是才是这里的规矩。
几天后，调查结论送到了粟裕的案头：田青是清白的，黄特的指控纯属诬告陷害。
粟裕拿起笔，在文件上批了八个大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地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民大会，锄奸科的负责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撤销对田青的审查，并代表组织向她道歉。
田青站在台上，经历了这番从天上到地下的折腾，脸上却没什么波澜。
她没哭，也没笑，只是朝着台下黑压压的战友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轻声说：“谢谢组织。”
第二天清晨，看守打开牢房，黄特用自己的腰带，在房梁上结束了他那可耻的生命。
田青留了下来，继续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写她的剧本，排她的戏，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