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第二周的傍晚，东京晴空无云，伊藤博文在枢密院里端起茶盏，轻声向随员说了一句“满洲事急”，没人想到短短四年后，他会在哈尔滨倒在枪口下。把时钟拨回到那年秋天，乙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朝鲜大臣们被迫在烛光下盖印、签名，自此外交与主权悉数落入日本囊中。就在王宫的石阶外，一群年轻士子咬碎后槽牙，他们的怒火沿着鸭绿江一路蔓延，最终指向伊藤博文。
伊藤出身长州，儿时读书靠邻里接济，成年后却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幕末乱局中脱颖而出。他参与策划“王政复古”，扶明治天皇登基，制定宪法、组阁、推行义务教育，令日本在三十年内完成横跨农业到工业的跃升。正因如此，他被同僚尊称“立宪之父”。然而，当视线越过日本海，他的算盘便落到了外部：先是琉球、再是台湾、随后朝鲜，步步逼近中国东北。
1894年的黄海炮声响过，清廷签下马关条约，朝鲜从宗藩地位被推落无主之国。伊藤以“顾问”身份驻汉城，一边扶植亲日政客，一边打压抵抗势力；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口“保护朝鲜”大举驻兵，伊藤更被授予“统监”头衔，直接掌控京城城防与财政。此时的安重根不过二十五岁，却已在家乡海州目睹日本宪兵烧毁田舍的惨状，他暗暗记住那个在官邸里把全部命令写进备忘录的人——伊藤博文。
1907年，安重根在平壤江畔创办“三兴学校”，以汉学课堂塞进民族启蒙，但不到半年即被日警查封。无力感席卷而来，他在山神庙前斩断左手无名指，蘸血写下六个大字“为国断指斩倭”。从那刻起，他改名换姓、辗转奉天、海参崴，与义兵首领金泽等人策划对日暗杀行动，目标锁定伊藤。日俄战后的谈判让日本得到南满铁路租借权，伊藤准备在奉天、哈尔滨与俄国代表商议细则，安重根决定在这次会晤中下手。
1909年10月26日清晨，哈尔滨已飘起细碎雪粒。站台上，俄国财政大臣柯科夫佐夫的侍从在铺设红地毯，摄像机正对轨道。九点整，伊藤博文的专列缓缓进站，他一手扶帽檐，一手背后，面带笑容踏上月台。就在记者闪光灯连成一片的时候，一抹灰影穿过人群，举枪连扣扳机。三声枪响，伊藤胸腹皆中弹，他踉跄倒地，口唇哆嗦，只挤出一句“八嘎——”。这句粗鄙日语，与中文谐音几乎无异，围观华侨都听得懂，别无他词。
押送途中，俄方宪兵想问动机，安重根平静回答：“伊藤罪行，天人共愤。”不到二十个字，成为后来各国报纸的醒目标题。由于案发地属中东铁路附属地，审讯地点被定在旅顺。自1909年11月3日至翌年2月14日，日方举行十一次公审，每次满座。安重根身着囚衣，却神情坚毅，朗读他早已写就的《伊藤公爵处决理由书》，共列十五条罪状：篡夺朝鲜主权、凌辱王室、阻挠立宪、煽动日俄战争、掠夺台湾与辽东、迫害独立志士……旁听席几度爆发掌声，引来宪兵呵斥。
案件在国际舆论中愈演愈烈。上海《申报》形容安重根为“铁血丈夫”，俄国《新消息报》则称他“亚洲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日方则担忧再审引发同情，最终判以死刑。面对宣判，安重根只提一个请求：延迟处决十日，让他完成《东洋和平论》。书稿开头写道，若中、朝、日三国能摒弃侵略，以平等互惠结盟，列强将不得侵，东亚可保百年安宁。遗憾的是，日方以“延误法纪”为由拒绝。
1910年3月26日黎明，旅顺监狱行刑室灯火昏黄，安重根昂首步入绞架。他轻声诵读《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话音未落，闸门沉响，他的身影在麻绳间定格。日本军医草草开具死亡证明后，将遗体掩埋在西郊无名丘，家属不得认领，墓址至今无确切记录。
伊藤博文的死并未立即改变日本的扩张路线。短短五个月后，《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朝鲜正式沦为“朝鲜总督府”。但刺客的枪声却在亚洲留下回响：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报章频频报道安重根事迹，青年学生纷纷剪刀削发志愿赴东三省；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火光中的独立宣言，也将他的名字列为精神旗帜之一。
哈尔滨火车站旧址如今已重修，月台边的花岗岩石碑刻着“大义”二字，不说明、不抒情，只静静矗立。伊藤博文临终骂语被风吹散，而安重根留下的《东洋和平论》手稿前言，则依旧收藏在首尔独立纪念馆。岁月更替，两个人物的命运被永久锁定在1909年的那三声枪响里：一个失声倒地，一个昂首赴死，历史自有它的秤砣，不偏不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