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的一天夜里，北京东四牌楼派出所值班室灯火通明，一名刑警拍着桌子叹气：“又是流窜团伙，三天连撬七户，这要怎么办？”杂乱的案卷被风吹得沙沙响。就在这种焦灼的社会氛围中，同年夏季那场影响深远的“严打”序幕被悄然拉开。
十年动荡结束后，经济秩序刚刚恢复，人口流动突然加快，法制建设却还来不及配套。1979年至1982年，全国刑事案件数量节节攀升。有人统计，仅抢劫一项，三年就翻了近一番。基层公安疲于奔命，案件越积越多，群众怨声载道，“打不狠、判不重”的质疑声汹涌而来。
中央注意到了这种危险苗头。1983年6月，刚履新一个月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将一份“关于近期重大治安问题的汇报”送进中南海。刘复之行事一向稳健，措辞也偏谨慎，报告里提到了“分类治理”“逐步推进”等词汇，刻意降低了大规模集中打击的色彩。
8月初，北戴河海风正盛。邓小平在一间简陋会议室里连续翻阅那份汇报，眉头紧锁。会场外只能听到风吹松涛。“要打就打准？”邓小平停下笔，“哪有什么准不准！杀人就是杀人，抢劫就是抢劫。”他抬头看着刘复之，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根子在于你们下不了手！”短短一句，把会议气氛推向顶点。刘复之沉默片刻，只回答了一个字：“是。”全场安静得能听见秒针声。
刘复之不是没经历过炮火。早在1941年，他在晋冀鲁豫边区接受邓小平调派，主持锄奸工作，刀口舔血，狠辣果断。可建国后，尤其是十年政治风暴，使他格外谨慎，生怕再“左”一次。邓小平这一“当头棒喝”，让他意识到形势已逼到悬崖，不能继续犹豫。
第二天清晨，刘复之召集政法口负责同志，连夜讨论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紧急通报”，强调“三快一严”：快侦破、快批捕、快审判，严惩主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各环节同步行动，力求实现链式打击。文件以“特急”字样电传全国。省市县连轴开会，干警连夜出动，几乎每个大中城市都能看到警车呼啸而过的红蓝闪光。
8月底第一次集中收网开始。各地刑警队、武警中队、民兵分队联合出击，一周内捣毁犯罪团伙七万余个，二十余万嫌疑人落入法网。一位天津刑警回忆：“那几天睡觉都靠坐椅子，挂着手铐就得押人。”高压态势迅速遏制了街头暴力犯罪。公安部统计，入室抢劫案同比骤降六成以上。
案件锐减并未让质疑偃旗息鼓。1984年春，一些学者担心“严打”会否激化矛盾，甚至出现“宽容主义”与“司法从严”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面对争论，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治安与经济建设并列视作现代化必备条件。也正是这一思路，保证了“严打”从突击变为制度，把运动式打击转化为常态化治理。
刘复之把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1984年，他率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考察刑侦技术，促成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回国后，他拍板建立国内第一批刑事技术实验室，引进自动指纹识别、灰度比对等新设备，并在十几所公安院校开设“犯罪心理画像”“特殊罪证学”等课程。公安队伍的科技含量肉眼可见地提升。
与此同时，公安部抽调骨干分赴各省摸底基层警力。调查显示，县以下派出所警员平均不足编制六成，警械匮乏。刘复之拍板增配短波电台、吉普车，划拨专项经费用于警务专线网络建设。到1986年，全国90％以上乡镇派出所拥有直通县局的通信线路，办案效率提高一大截。
不过，1985年局部地区出现“翻案风”和“复出风”。个别团伙在刑满释放后卷土重来，社会舆论再起波澜。邓小平第三次讲话，重申该打还得打，尤其对屡教不改者坚决从重。一语定调，第二轮“严打”随即启动，期限延至1986年年底。两年内，大案数量虽有反弹，但总体仍比1982年下降近一半。
1987年，刘复之卸任公安部长，调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同年秋，他在一次内部座谈上说：“严打不是目的，法治才是归宿。没有秩序，再好的蓝图都是空的。”这句简单的话，被后来的公安青年做成横幅，挂在训练场边，很少人知道那句口号背后曾有过怎样的激荡岁月。
71岁高龄的刘复之随后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继续在司法战线上奔走。有人问他为何不肯歇脚，他笑答：“四个现代化离不开公平正义，正义这杆秤总得有人扛。”短短一句，仍是当年邓小平“下不了手”那声提醒的回响。
回到1983年的那个夜晚，刑警拍桌子的声音仿佛仍在耳边。正是那一年，中央以雷霆手段遏制犯罪高发，用行动告诉世人：法治中国必须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而力度，往往要靠关键时刻的“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