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27日，江南连日细雨，薄雾在紫金山松影间游走。中山陵九号楼灯火未熄，这里正接待着到访的金日成一行。陪同视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抽空见了一位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肖永银。
两人刚刚落座，空气尚带雨后的凉意，邓小平低声说了一句：“肖永银呐，好像你恐怕要调动了。”一句轻描淡写，却让在场随员瞬间屏息。多年军旅沉浮的肖永银愣了几秒，随即回敬：“不动不行吗？”邓小平微顿，“动动好，动动好。”短暂对话背后，铺展开的是华东军政格局的暗流与调整。
要弄明白这番话的分量，时间得拨回两年前。1973年末，中央一纸命令让八大军区司令员交叉换防，被后人称作“八大司令对调”。南京的许世友调至广州，丁盛北上接任。许世友临行前，把在中山陵八号楼住了二十余年的心事托付给肖永银，暗示那栋楼最好保留招待所性质，以便老来归隐。肖永银心领神会，替新司令另寻住所。看似小事，却牵动地方与军区之间的敏感神经。
同一阶段，更棘手的是二十军。1974年，这支曾经的华东铁军频频尝试取代上海警备团、杭州警备营的中央警卫任务。电话、口头请示铺天盖地，肖永银只留下一句“按总理指示办”，并命作战部全程录音。他清楚，这不仅关乎军种荣誉，更触及核心安全。与此同时，二十军与浙江省军区持续冲突，民坊流传“南山出了一只熊，一口吃了两条龙”。串串顺口溜里，满是对军地失衡的讥讽。
中央军委不能再等。1975年春，北京三座门小楼内的军委常委会展开。杨成武电话通知肖永银到会汇报。“能否调？”邓小平一句问话掷地有声；“能调动。”肖永银对着摊开的作战地图给出肯定答案。调令当即决定，二十军将离开浙江。
部队转移问题落定，可中山陵防区的房产纠纷还在拉锯。紫金山深处那幢属于江苏农科院的十一号楼，自1971年干部下放后就被军方改作标本室。地方要求归还，军区强调禁苑防务需要，上诉中央后得到“交给地方”的批复，却始终未真正落实。邓小平六月踏入南京，肖永银抓住机会，说明楼宇已成为高级招待所，建议自筹资金另建一座作为替代。邓小平没有立即表态，只静静听完。几天后，地方方面再未提回收，事情就此平息。
如此权衡折冲之后，那句“要调动”显得顺理成章。南京军区需要新的均衡，成都军区又急缺一位熟悉野战部队的副司令。军委电报翌日而至：肖永银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送别宴上，副参谋长王近山举杯，“老肖，保重。”两位老战友对饮一杯，战场生死与宦海沉浮皆在沉默里翻涌。
七月初，吉普车沿长江逆流驶向西南。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机场迎接，伸手笑道：“你好哇，老肖！”二人同属刘邓大军旧部，彼此熟稔无需客套。秦基伟摆手示意：“南京那点事别提。”一句话，既是默契，也是对过去纷争的封章。
成都岁月不过两年多。1978年初，邓小平二次复出后，肖永银被调往武汉军区，再次换防。外界观察到，短短三次调动，映射出七十年代末高层对军区布局的再平衡：安全需求排首位，地方情绪紧随其后，干部流动常态化成为新风向。有人用“三把尺”概括邓小平的手法——安全尺、民意尺、用人尺——恰好对应三道纠纷的化解。
值得一提的是，将领流转之间也承载情感代价。南京酒席上的最后一杯，注定成为王近山与肖永银告别昔日并肩战斗的纪念；而中山陵十一号最终仍留在军方，也让许世友的桑榆念想得以悬存。军地互动、人情往复，交织成那个时代特有的纹理。
1975年的南京细雨已散，可那句“动动好”，仍被许多老兵当作军队改革早期的生动注脚。它提醒人们：在风云莫测的年代，个人命运与国家、军队、地方利益始终紧紧缠绕，任何调整背后都有一连串清晰、克制而冷静的考量。邓小平审时度势的一句话，既送走了一位老部队指挥员，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整顿积累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