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2日零点刚过，冬雨敲打宁波铁路南站的站牌，夜色里却有一列军用吉普疾驰向台州黄岩。车灯在水雾中划出两道白线，车上数十名公安干警蓄势待发——他们此行的目标，是一名代号“蝙蝠”的潜伏特务。此刻，距离新中国成立已二十九年，绝大多数暗线早被连根拔起，唯独这条线像幽灵般顽固地潜藏民间。指挥员低声嘱咐：“抵达后先封路，万不可惊动村民。”气氛紧张，却又透着志在必得的笃定。
要理解这次行动的缘由，还得把时钟拨回到1949年5月的上海。那一天，败退前夜的蒋介石在重庆秘密签署“留置计划”，要求军统和保密局骨干化整为零，渗入各地农村。其中一纸任命，把上尉屠日炘推上了“浙江游击纵队司令”的位置。外界难得知晓的，是这位新晋“司令”本身就出身于黄岩大地主家庭；父亲屠龙在抗战末年被当地游击队处决，血债加身的他发誓要“雪耻”。于是，南撤不成，他索性留在故土，打起了长线潜伏的主意。
剿匪大潮迅速席卷东南山区，屠日炘的散兵游勇几乎一触即溃。仓皇逃亡途中，他带着电台、密码本和数十根金条，深夜潜入宁溪公社一处荒庙。挚友劝他偷渡出海，他却摇头：“船要沉，岸上总还有柴火。”这份侥幸心理，注定了后来的三十年地下生涯。
被收留的是旧相好王金英。她寡居多年，家中只有几间低矮瓦房。屠日炘用金条换来粮票、布票，又用假证件将自己改名为“张春林”，自称福建下放知识分子。他剪短头发，戴上老花镜，白天龟缩在阁楼里抄抄电台密码，夜里靠窗收听台湾“中广”。日子苦闷，却也僵持得下去。就在那时，新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每逢民兵摸排户口，他就钻进粮仓，紧贴墙根屏息。王金英心惊肉跳，却被他的金条和甜言蜜语拴住，愣是守口如瓶。
时光进入六十年代，国内物资紧张。邻里常为一斤粮票争吵，王金英却总能拿出成捆票证去供销社置办细粮，还时不时送邻居白糖。村里人只道她“有福气”，可村干部李朝红却敏感地觉出不对劲：一个独居老妇，一天到晚买布买盐，家里粮仓满得溢出来，实在说不过去。李朝红留了个心眼，她在手记上写下：“王某常年夜半窗明，有异声。”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浙东山乡，人们忙着开垦荒地、扎塑料大棚，对“阶级敌人”一词已不再挂嘴边。可一个偶然的童言，又将沉寂多年的疑云拉回众人视线。那天傍晚，李朝红在田埂上碰见本村五岁男孩盼盼，孩子嚼着糖，奶声奶气道：“阿婆家有个大胡子爷爷教我写‘国’字。”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激起涟漪，所有早年的疑点陡然连成直线：谁会在农村深宅里教孩子写繁体字？谁舍得天天给糖？
黄岩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项小组，兵分两路核实。一路暗访，发现王金英户口簿多次更换住址，与财政配给记录矛盾重重；另一路比对档案，查出“张春林”身份早在五八年就因病注销。线索愈发指向特务嫌疑。12月11日晚，行动方案敲定：凌晨包围、破门、当场锁控，无一枪一弹为佳。
12日零时三十分，民兵切断村口小桥，通信员拔下木杆上的电话线。公安干警鱼贯而入，踩着湿土潜到王金英屋外。阁楼灯光晃动，里面传来嘀嘀嗒嗒的摩斯键声。指挥员手势一挥，三人撞门而上，另两人翻窗封堵。电筒光束划过角落，灰尘飞扬，一名头戴假发、胡子花白的老者正攥着勃朗宁手枪。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已被制服。
简单对话留在了卷宗里——“你是屠日炘？”“是我，算你们厉害。”至此，潜伏浙江二十九年的“蝙蝠”浮出水面。搜查中，警方起获无线电台两部、日记本三册、黄金二十五根、银元若干，以及数张未使用的船票。更耐人寻味的是，日记里密密麻麻记录着二十余年的电文草稿，直到1977年仍在尝试联系台湾情报站，企图重组浙江地下网。
案件迅速升格，公安部派员南下核实。档案比对显示：1949年浙江游击纵队十余名骨干已相继落网或战死，唯独屠日炘行踪不明。如今真相大白，遗留的最后一根毒刺终于被拔除。王金英因窝藏、通敌受审，在庭上情绪崩溃，多次痛哭悔过。此案在当年成为整肃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环境的典型，被称作“78年特务案”。
回顾这场跨越三十年的缉捕，有几点启示颇耐人寻味。其一，敌特潜伏虽久，终难逃群众的火眼金睛，一句童言就能撕开伪装；其二，基层信息的汇聚与专业侦查结合，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关键；其三，毁两代人的悲剧提醒世人，错误立场一旦选定，回头往往已是奢望。特务落网之夜，大雨未停，公安车灯依旧照亮山路，那束光提醒着所有人：和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警惕，也需要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