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北平，凛冽的西北风一夜间吹白了护城河的薄冰，也把傅作义推到战争与和平的分岔口。半个月前，辽西平原的硝烟才刚散尽，东野用了36天就击碎了“固若金汤”的东北防线，随即一路南下，风雪里翻越山海关。面对这样的节奏，华北剿总司令府里弥漫的，是比寒潮更刺骨的紧张。
傅作义的家底在外界看来颇为雄壮：第35军、第13军、暂编第35师等主力，总兵力号称五十五万。可摊开表格，其实能打的约二十多万，其他人多是地方保安、青年军、交通队。大军看似庞大，却严重缺油、缺粮、缺弹。天津仓库的库存只够打两周，至于归绥的后方补给，早被骑兵纵队的奇袭切得七零八落。
蒋介石11月下旬发来密电，语气强硬：“速率主力南调，东南局势危急。”傅作义默默放下电报，回身对副官说了一句：“去了，兵就不是我的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道尽他对南京当局的信任赤字。此时，他手握的力量成了衡量忠诚与生存的筹码，稍有差池便是满盘皆输。
如果南下，最快需经京沪线转运。津浦、陇海两路正被我军逐段截断，火车头得在炮声里硬闯。按参谋部估算，即使天时人和，一支军从北平登车到徐州，最少八日。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时，我华野、中野已形成合围态势，增援部队到场充其量只够填战损，并不能扭转战局。更何况，傅系部队离开根据地后，后勤枯竭，士气动摇，未必还是昔日“三八大盖打飞毛腿”的精锐。
退回绥远似乎是第二条路。那里是他的起家之地，地广人稀、便于机动。问题又来了：东野在山地和草原上打惯了仗，且有内线铁路支援。一旦绥远成孤岛，缺乏重工业和港口，他的兵马只会慢性失血。最致命的一点，他若弃守北平，无数同乡亲眷、千万市民将暴露在炮火之下，政治责任无人能担。
留在北平死守？古都城墙非现代火炮对手，连日侦察表明，东野炮群已在昌平外集结。城里存粮仅够两个月，届时便会出现饥荒。更要命的是城市太大，巷战意味着寸土必争，百姓必然首当其冲。无数文庙、碑刻、故宫宫墙难逃毁灭。守，就是等着悲剧；破，就是同归于尽。
此刻的傅作义，既要顾军心，也得考虑身后史书。女儿傅冬菊通过地下党渠道对父亲发出劝告：“爸爸，留下生命留住城池，这才是真本事。”她的这番话并非臆造，在北平和平谈判的诸多记录里，可见她多次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傅作义陷入长考——是把手中部队当私人武器，替南京续命，还是让这座城池免于战火？
12月下旬，天津吃紧，第四绥靖区向北溃退。邓华兵团已抵北塘，切断海上退路；渡口被封，飞机场屡遭轰炸。22日拂晓，傅作义召集少壮派团长们商议。有人激昂主战，有人主张突围。僵持数刻，他放下茶盅：“与其来一个遁逃的骂名，不如求一个停战的实功。”屋内安静，只有煤炉里松木劈啪作响。
随后出现的谈判桌面，看似平静，实则双方都在抢时间。我军急于控制要点，防止美舰接运；傅作义则要确保士兵、随军眷属有出路。协议签字那晚，德胜门外仍有枪声，却没蔓延进内城。这座城终于避免了南京、沈阳、济南那种炮火洗礼。1949年1月31日凌晨，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一砖未损地结束战事，55万旧军人有序改编、复员或遣散。
那么，傅作义自私吗？若以蒋介石的立场，他无疑是“忘恩负义”。南京原本指望华北重兵南下与黄淮会师，如今梦想破灭。若从部下眼中，一场不流血的交接让他们躲过淮海那种“围而歼之”的噩梦，未必觉得委屈。至于千万北平市民，不用深夜躲进地窖，无需再掂量最后一袋米的去向，恐怕不会责他“自私”。
当然，傅作义也有自身打算。保住部队元气，保存经济实力，为将来留一张谈判桌上的王牌；同时确保个人与家族安全，皆是现实考量。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在审时度势中确实避免了一场都市毁灭战，在军事史与城市史上留下特殊一页。
1949年2月，他被邀请到北平先农坛参加阅兵。望着曾经统率的部队换上八路军式样的军装，他嘴角微动，对身旁旧部低声道：“兵换旗，人换心，好事。”那人愣了愣，只回两字：“服气。”
华北平原的硝烟散后，关于傅作义的褒贬始终喧嚣。有人说他弃蒋保己，有人称他顾全大局。把55万兵力“葬送”在北平，实为一场权衡：既争取了个人转身，又减少了城市伤亡。历史评价从未只有黑白两色，傅作义的决定，既带有谋略家的精算，也有家国情怀的分寸。
北平城墙依旧，护城河水照常流过角楼影子。当年那些仓促写下的作战电报，如今已成博物馆里的文件。但凡把目光拉回1948年12月的寒风夜，就能理解一位将领在万难抉择前的复杂心绪——自私也罢，无私也罢，真正推动他落笔的，是活生生的军队和市民，是随时可能被炮火撕裂的古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