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7日深夜，京西小雨。305医院里，周恩来刚做完理疗，脸色憔悴却精神专注。他轻声问身旁警卫：“贺龙骨灰安放的日期，定了没有？”警卫答“9号上午十点”，话音未落，周总理已放下手中热水袋，示意取纸笔。
贺龙逝世已六年。1974年，薛明递交申请，请把老伴的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那年冬天，中央同意了。随后总参谋部起草方案：不发讣告、不打扰群众，仪式只限八百人，王洪文主持，叶剑英覆盖党旗，邓小平讲话。文件呈到周恩来案头时，他写下“同意”二字，外加一句：“从简，需有庄重。”
政治局6月6日再次磋商，仍倾向“低调”。原因复杂：风声紧，舆论敏感，谁也不想节外生枝。通知发到贺家，长女贺捷生直呼“太冷清”，连夜写信；字迹略显急切，却句句恳切。信件经西花厅送至丰泽园。毛泽东阅后批：“照总理意见办，悼词叶剑英念。”这一批示，为安放仪式拨开了迷雾。
6月8日清晨，周恩来叫来医护：“我要出院一趟。”主治医生急了：“总理，体温还低烧！”周恩来摇头，“这事，不能缺席。”他压低声音补上一句，“老贺会怪我。”医生无法，只能备车、备氧气袋。
同日黄昏，叶剑英接到主席办公厅来电，要求再审议会场布置。叶帅干脆利落，两句话：“一，加花圈。二，留主席台位子给总理。”电话挂断，他叮嘱工作人员：“规格上去，别掉链子。”
9日早晨，八宝山松风劲吹。会场先到的干部惊讶地发现，原定的黑纱条幅已被更换，中央领导席前摆了整整四排黄白相间的花圈。十点钟将近，直播专线就绪，邓小平已站上主持席。忽然一则急报闯入扩音器：“周总理正从医院赶来，请延后开始。”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叶剑英听完，对秘书只说一句：“照前晚的吩咐，再提一级。”于是，主持改成邓小平，悼词由周恩来亲读。原先的桌签重新调换，文件加印，乐队重新排表。忙而不乱，一切紧凑。
十点二十五分，灰色轿车停在礼堂侧门。邓颖超先下车，扶着丈夫。周恩来穿旧灰色中山装，脚步颤颤，却步伐坚定。斗篷下的肩膀因病削瘦，眼睛却仍明亮。叶剑英上前，轻声一句：“身体还行？”周恩来只是点头：“必须来。”
在第一休息室，叶帅递上事先写好的悼词稿。周恩来把老花镜架在鼻梁，逐句圈点，改动处不多，却加上“人民怀念，战友痛惜”八字。他挥笔完毕，忽抬眼：“薛明到了吗？”侍卫答：“已等候。”周恩来立刻起身。
走到隔壁房门口，他未及敲门，高声：“薛明！”门开，薛明扑上前，紧握双手。那一刻，两位白发人泪眼闪烁。周恩来哑声：“来迟了，让你久等。”薛明未作声，眼泪先落。短促的相握，止于礼堂钟声。
仪式开始。邓小平先行致词，简短沉稳。随后，全场起立，周恩来缓缓登台。台上一盏白炽灯投下他的影子，瘦而直。悼词开篇，嗓音嘶哑，“贺龙同志，一生战斗，为党为民……”四百余字，念了七分多钟。末句落定，他向遗像深深三鞠躬，又补两次，手颤，腰不直，却不肯停。场内抽泣声此起彼伏。
仪式后半段，由总政仪仗队护送骨灰盒入堂。军乐奏响《献花曲》。叶剑英率军委首长致哀，许世友、徐向前等依序上前。人群散去时，不少将领发现，周恩来仍站在花圈旁，凝视那方玻璃匣。警卫轻声请他离开，他低声道：“再看一眼吧。”
众目睽睽之下，他缓慢俯身，完成第七次鞠躬。陪同的汪东兴事后回忆：“那一鞠，仿佛重逾千钧。”短短一礼，定格成最后的告别。不远处的薛明掏出手帕，泪水浸湿。
追悼会后，周恩来坐回车内，闭目良久。车轮滚动，他忽对邓颖超说：“他喜欢的就是热热闹闹，今日大概能安心了。”此语轻若细雨，却道尽半生交谊。翌日，会场撤景，巨幅遗像小心收入木箱，悼词原件被珍而重之地放进铁皮文件夹，直至多年后才再次面世。
周恩来与贺龙相识，自1928年井冈山算起，整整四十七年。并肩作战、军政共事、运动场边互拍对方后背的细节，被同志们口口相传。1957年的国宾宴上，贺龙替总理挡下数杯高粱酒；总理怕他血糖升，急得连忙劝阻。席间你来我往，如兄如长。1963年、1964年两度世界乒乓赛凯旋，一次请客的是总理，下一次便轮到贺老总下馆子。菜单里少不了的红烧狮子头，只因周恩来喜欢。
1967年深秋，贺龙高热入院。周恩来远在外地指挥工作，电话里嘱托医护：“药一刻别停，饮食清淡，多开牛奶。”军医至今能背诵那串医嘱。相互挂念，成了两位元帅加总理之间最细腻的默契。
时间来到1976年1月8日，清晨四时，新华广播发出讣告。人们方知那位在贺龙灵前七鞠的身影，也已悄然告别。半年光景，两位共和国奠基者相继长眠。八宝山苍松依旧，碑林添新名，却难再闻那个浑厚的“老贺”，更难再见那位轻轻拂着海棠花的总理微笑。
多年后，工作人员整理故纸，从棕色文件夹里取出那张悼词手稿。墨迹早已变褪，却无一丝折痕。页脚处，周恩来的批语依稀可辨：“稿留存作念。”旁人捧读，皆默然。那七个鞠躬的答案没有写进纸上，却已印在所有知情者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