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冬的北京玉泉路机场格外冷，跑道尽头挂着条幅——“向优秀女飞行员学习”。年仅二十七岁的诸惠芬系着笔挺的飞行服，在军乐声里接过奖章。这是空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优秀女飞行员”荣誉授予一人。掌声落定，她悄悄把奖章装进口袋，心里想的却是下个月八十块钱的工资够不够给弟弟寄点生活费。
这位在上海弄堂长大的姑娘，1937年元旦前夕呱呱坠地。父亲是纱厂挡车工，母亲帮人浆洗贴补家用。四岁那年，父亲倒在机器旁；再过两年，母亲也染病撒手。姐弟俩靠着做店员的叔叔收留，跟着大人去菜场捡烂叶子充饥。那阵子，填饱肚子的渴望在她心里种下了种子——长大了要飞高一点，看远一点。
上海解放给了孩子们重读书本的机会。市政府推出的助学金，让她在1950年顺利念完中学。六年后，高中毕业的诸惠芬面临老话说的“读书无用”还是“继续上学”两条路，恰逢空军面向全国应届生公开招考飞行员，并首次对女生敞开大门。报名那天，她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心里像敲鼓，连呼吸都带着汽油味儿的激动。
徐州五预校的日子不比书本轻松。每天出操五公里，侧翻滚地，接着是海量的理论课程。好些姑娘坚持不下去，她却越练越结实，体重蹭蹭往上涨，连队医调侃：“你这是把自己当飞机加大载重？”她哈哈大笑，下一秒又奔向跑道。
1957年，她进入长春第二航空学校，接受苏式飞行训练。单飞、编队、仪表、夜航……每一个科目都要在零下三十度的冰霜里硬扛。她喜欢第一个出列，也乐于加练。教官跟旁人说：“诸惠芬是块飞行的料，天生胆大。”次年毕业，她将名字写进运输航空兵某师的花名册，机型是里-2。
初上战位，仍得从最基础的机务学起。半年多的拆装，螺丝拧得手指裂口，发动机轰鸣声夜夜萦绕耳旁，才换来第一次驾驶大型运输机升空的机会。1961年夏，她被任命为飞行中队长，肩膀上的一杠两星让人羡慕，却也意味着责任骤增。
真正的考场来自空中。1962年秋，她率机组飞山东空投伞兵。最后一次起飞，机舱爬升到千米高空，她突然寒热交替，手脚发软。机长示意返航，她摇头，压低嗓门回一句：“还能坚持，别影响任务。”两个小时后，任务圆满结束，她走下舷梯腿一软坐在轮胎边，军医一摸额头高烧四十度，确诊疟疾。事后总结会上，首长拍案称赞，她却只惦记病房里那股奎宁的苦味。
运输机部队常年与险情为伴。1963年“八·一”特大洪水突袭华北平原，各地被淹，铁路中断。诸惠芬带队执行空投粮食、药品任务。很多村庄小得可怜，大比例尺地图上连个点也没有。她在机舱门口俯瞰，找不到目标。机头低了再低，几乎擦着电线杆。忽然，河滩边一群人挥起红布，她立刻冲副驾驶喊：“就那儿！”舱门打开，麻袋在风里旋转坠下，随后传来地面电台急促的“粮食收到！”这一次，她笑得像夏雨后的向日葵。
那一年，空军政治部拿她的事迹编印内参，部队里传阅。1964年8月，授衔仪式后，她又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诸大队长，你可得准备发言稿。”有人半开玩笑。她憨厚答：“只盼能多说说飞行员需要的雨衣和棉袜。”这种实在劲在几十年后仍为人津津乐道。
1973年春，她迎来人生最戏剧性的一跳——越级任命为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按照干部序列，那是正师级；可当月财会处发工资，她的工资条依旧写着“副团八十元”。有人替她打抱不平，她摆摆手：“岗位是国家给的，工资国家也会管，别为我操心。”于是，这位坐镇北京南小街的“副政委”，住着普通干休所，小灶从不点名加菜，节假日兜里装几块糖就算待客。
在民航六年，她关心的依然是飞行安全。一次检查座舱，她发现机务把备用电瓶线装反，蹲在地上自己挽起袖子重新接线。旁边年轻学员忍不住说：“首长，您是领导。”诸惠芬只回一句：“飞机可不认官大官小。”
1979年，空军后勤吃紧，部队请她回炉。武汉后勤部副政委的任命下达到她手上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问：“妈妈，您这么大岁数还飞吗？”她一笑，“我不过四十二，天还高着呢。”重回军装后，她依旧坚持带训练，年轻飞行员常在队刊里写道：“诸政委抢着当开路机，她的背影最让人心安。”
同僚回忆，说她脾气直，却从不摆架子；批评人先讲原则，再讲关怀。晚年整理日记，旁人劝她写回忆录，她说：“我只是干了本分的事。”墙上仍旧挂着那套洗得发白的飞行服，纽扣磨掉了漆，她也舍不得换。有人给她寄来时髦衣裙，全被婉拒。她说，最好的衣服是那件空军蓝，穿上就像回到机舱里。
改革开放后，军官工资逐步调整，组织上为她补发了级别差额。她却将补发款悉数捐给航校奖学金，用于资助家境困难的新学员。名单上大多是来自西南、东北的孩子，她在旁边注明一句：“起点不同，天空同样大。”这份手写纸条至今留在空军档案馆。
2000年代初，诸惠芬回到故乡上海短住。大哥的大孙女趴在她腿上翻相册，指着当年那张笑得灿烂的领奖照问：“奶奶，那时您风大不大？”她摸着孩子脑袋：“风大，心更亮。”小姑娘似懂非懂，却记住了那双闪着光的眼睛。
从弄堂女孩到操纵里-2、伊尔-14，再到制服笔挺的民航将领，她把生命最好的几十年都放进了轰鸣的引擎里。职位高了，薪水却仍停在副团的刻度；荣誉多了，床头却只挂一身洗褪的飞行服。这样的选择，看似质朴，实则硬朗——飞行是职业，也是信仰。她的故事悄无声息，却像夜航灯光，长久照着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