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代历史，那可真是将星云集，战乱年代不光让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将军，曾是一野的参谋长，甚至比彭老总的资历还要老一些，却因为少算了12年的党龄，授衔的时候，却只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就是阎揆要将军。
1949年新中国成立，阎揆要还在军队里忙，又是搞军事训练，又是整理作战资料，一点儿没闲着。
1955年评军衔的时候，大伙都觉得他该是上将：论资历，他是黄埔一期，入党比彭德怀还早；论功劳，从清涧起义到忻口血战，从八路军参谋到冀鲁豫军区的骨干，哪件事都少不了他。
可结果出来，他是中将。原因很简单：早年在井岳秀部队做地下工作的那12年，档案没捋顺，被当成了“脱党”，党龄少算了12年。
消息传出来，有人替他抱不平，说要去找组织反映。阎揆要却拦住了：“别去，组织上也不是故意的。我当年入党，不是为了军衔，是为了革命。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比啥都强。”
后来组织上查清了情况，知道是档案出错，想给他补评上将，他又摆手：“不用了，中将也挺好。肩章上的星再多，不如老百姓说一句‘这官是好官’。”
其实，阎揆要将军说的还真不是什么“客套话”，从当年入党开始，他都一直将此当作自己的做事准则。
1924年，广州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传到陕北，说那是孙中山办的，专门培养能打胜仗、救中国的军官。20岁的阎揆要一听就急了，揣着娘给的几块大洋，跟同乡的七个娃一起，往广州赶。
那会儿交通不便，从陕北到广州，得走半个多月，一路上躲兵灾、避土匪，等他们到广州时，黄埔的考试都结束了。阎揆要急得直跺脚，蹲在军校门口抹眼泪，他知道，这可能是他唯一能“救国”的机会。
也是巧，同乡里有个娃认识于右任，就是咱陕西泾阳出来的大人物，当时在国民党里当要职。于右任见阎揆要一脸倔强，又听他说“想当兵打坏人”，心一软，提笔写了封推荐信。就这么着，阎揆要才挤进了黄埔一期，成了周总理的学生。
黄埔的日子不好过。天不亮就得起床出操，晚上还要学军事理论，被子叠得像豆腐块，稍微不整齐就挨批评。跟他一起来的那几个同乡，有的受不了苦，没俩月就卷铺盖回家了，最后只剩阎揆要一个。
当时，周总理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常给学生讲课，说：“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当官，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阎揆要把这话记在心里，毕业的时候，他跟同学说：“将来不管到哪儿，我都不会忘了为啥当兵。”
1926年，阎揆要从黄埔毕业，被派回陕北。
那会儿陕北的“土皇帝”是井岳秀，手里握着一支队伍，表面跟国民党走得近，暗地里又不想得罪共产党，态度模棱两可。党组织让阎揆要打进井岳秀的部队，做地下工作。
阎揆要穿起军装，成了井岳秀手下的一个小军官。白天他跟着部队训练、巡查，晚上就借着“查岗”的由头，悄悄去见地下党员。榆林周边的山路、窑洞，他都记在心里，有时候怕忘，就用炭在墙上画地形图，记熟了再擦掉；遇到可靠的老乡，他就偷偷说：“要是看见陌生人来，就往山上跑，喊‘狼来了’，我就知道有事。”
也是这一年，经老革命家谢子长介绍，阎揆要入了党。
入党那天，没有什么仪式，就在一个破窑洞里，谢子长握着他的手说：“揆要，入了党，就等于把命交给了革命，不管遇到啥危险，都不能退。”阎揆要点头：“谢大哥，我记着，只要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啥都不怕。”
在井岳秀部队的那几年，阎揆要过得简直就像“走钢丝”。有一次，井岳秀怀疑部队里有共产党，要查户口，阎揆要连夜把党员名单藏在鞋底，第2天又故意跟查岗的士兵吵架，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才让其他同志没暴露。
事后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有啥用？我要是慌了，同志们就危险了。”
这段地下工作的经历，把阎揆要练得眼尖、心细、脑子活。他后来做参谋，能记住几百个地名、敌军番号，能从蛛丝马迹里看出敌人的动向，跟这时候练的本事分不开。
1927年，陕北爆发了清涧起义，这是共产党在陕北第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阎揆要当了起义军的参谋长。
起义前，他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跟战士们一起擦枪、练队列，晚上就在油灯下画作战图，连撤退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有人跟他说：“参谋长，不用这么细，打起来再说。”他摇头：“战士们的命不是风吹来的，多算一步，就能少牺牲一个人。”
起义刚开始挺顺利，拿下了几个据点，老百姓还送来了粮食。可没几天，井岳秀就派了好几个营的兵力反扑，起义军只有1000多人，装备还落后，很快就被包围了。
眼看要全军覆没，阎揆要想出个主意：“扮成赶猪的老乡，混出去。”他让战士们把军装脱了，换上粗布褂子，找了几头猪，自己也抹了把灰，手里拿着赶猪的鞭子。
走到敌人哨卡时，哨兵端着枪问：“干啥的？”阎揆要故意装得慌张：“老总，家里娃病了，想赶猪去城里换点药。”哨兵瞅了瞅他，又看了看哼哼唧唧的猪，挥挥手放行了。
就这样，起义军的核心骨干逃了出来。后来有人笑他：“参谋长，你这赶猪的样子，跟农民没啥两样。”他也笑：“能活着出来，别说赶猪，就是当乞丐也值。”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阎揆要成了杨虎城部队里的特务二团团长，接到的命令是去守忻口。
忻口这地方，是太原的门户， 日军要打太原，必须先过忻口。当时日军装备好，飞机大炮轮番炸，而阎揆要的部队，很多战士手里还是老步枪，有的甚至只有大刀。
部队刚到忻口，阎揆就要了个土窑当指挥所，一进去就没再出来过。白天，他趴在桌子上看地图，听见外面炮弹响，就喊通讯员：“去看看前沿阵地咋样了，有伤员赶紧抬下来。”晚上，他就靠着墙歇会儿，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凉水。
这场仗打了十几天，阎揆要的部队伤亡过半，有的连只剩下十几个战士，还是死死守着阵地。他自己也好几次差点牺牲：有回去前沿视察，子弹擦着他的胳膊过，把袖子都打穿了，他却只说了句“没事，擦破点皮”，就继续跟战士们一起挖战壕。
最后，忻口守住了。当上级传来“撤退”的命令时，阎揆要走出土窑，看着阵地上的弹坑，还有插在土里的步枪，眼圈红了。他对着阵地鞠了个躬：“兄弟们，咱们没丢人。”忻口血战之后，阎揆要就在部队里出了名。
1938年，阎揆要被调到八路军司令部当参谋处处长，这才算真正发挥了他的特长，做参谋。
有人觉得参谋就是“纸上谈兵”，阎揆要却不这么想。他常跟年轻参谋说：“参谋的笔，比战士的枪还重要，咱们多算一步，前线就能少流血。”他记性好，全军区的地名、敌军番号、兵力部署，都装在他脑子里。
有回部队要转移，一个参谋找不到某个村子的位置，阎揆要直接说：“顺着那条小河走，过三个土坡，有棵歪脖子老槐树，树旁边就是村头。”后来参谋去了一看，跟他说的一模一样，大伙都叫他“活地图”。
1942年，他去冀鲁豫军区当参谋长，搭档是司令员杨得志。冀鲁豫这地方复杂，既要打日军，又要对付伪军，还得处理地方上的事。阎揆要一来，就建了套情报网络，在敌占区的县城、乡镇找可靠的老乡当情报员，还修了地下交通线，能及时把消息传回来。
他还有个习惯，叫“案不过夜”，不管多晚，当天的文件必须处理完。有时候参谋们都睡了，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年轻参谋想帮忙，他说：“你们白天跑了一天，赶紧歇着，我这老骨头还熬得住。”有时候他加班到后半夜，实在困得不行，就用凉水洗把脸，继续看文件。
对下属，阎揆要更是没话说。行军的时候，他的马总让给伤员或年纪大的同志骑，自己跟着大部队步行。有个小战士腿受了伤，一瘸一拐的，阎揆要看见就把马缰绳递过去：“我这老腿走惯了，你赶紧骑上，别掉队。”
建国之后，阎揆要也还是继续为祖国做贡献，虽然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但他却挺满足，也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负面情绪。
1957年，组织让他去筹建军事科学院，搭档是叶剑英。叶剑英知道他做事认真，啥都放心交给他。他天天泡在资料室里，把以前的作战记录、军事理论一本本整理好，有时候年轻参谋写错一个字，他都要指出来：“这是给后人看的，不能马虎。”
叶剑英见了，总跟人说：“揆要啊，真是参谋工作的楷模，谁都比不上他细心。”
阎揆要后来退休了，却没闲着，他还常去部队给年轻军官讲课，讲当年的战斗经历，讲参谋工作的窍门。有人问他：“您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啥？”他想了想，说：“没啥骄傲的，就是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1995年，阎揆要去世了，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