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的观众举着手机录像，台上的歌手被人在网上“宣告死亡”，这跨时空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就只有在这个流量至上的年代才能看得到。
面对这种没底线的造谣，他没搞什么公关危机，也没发律师函警告，只是拍了段视频，用那口浓重的山东方言憨憨地说：“我活得好好的，干嘛要去跳楼？”
这话听着有点憨，但也透着一股子无奈。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死亡”了，之前什么“车祸身亡”、“患癌离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冒出来一次。这次的“跳楼”闹剧，不过是这出连续剧里最恶劣的一集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朱楼村那帮村民也没闲着。
这帮造谣的见势不妙，删视频的删视频，销号的销号，跑得比兔子还快。
明面上是借，可从来没见谁还过。有记者去采访，村民们理直气壮得很：“他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谁还想着给他还？”这话听着是不是耳熟？典型的“我弱我有理，你强你该死”。
后来他不光是借钱，还掏腰包给村里修路、买健身器材、翻新幼儿园，甚至连成名的那件军大衣都拍卖了51.8万，全捐了出去，还自己贴了10万。
换做旁人，怎么也得竖个大拇指吧？可朱楼村的部分村民不这么想。路修好了，有人嫌窄，没修到自己门口；功德碑立起来了，有人半夜给砸了。
这哪里是乡亲，分明就是把他当成了“唐僧肉”，谁都想上来咬一口。
这就让人不得不想起蒋大为当年那句惹了众怒的评价：“他就是唱歌的农民，艺术家八竿子打不着。”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娱乐圈是个名利场，也是个高压锅，真要在这个圈子里混得开，光有嗓子和天赋是不够的。你得有专业的团队帮你公关，有法务帮你维权，有一道坚硬的墙把粉丝和非分之想挡在外面。
他对村民的借钱不还忍了，对砸碑忍了，对踹门也忍了。在他的认知里，这就是邻里相处之道，是“面子”问题。
但他忘了，现在的环境早就变了。当熟人关系被资本和流量裹挟，道德的约束力就失效了。他面对的不再是讲理的邻居，而是一群被流量算法异化的“狩猎者”。
他越是退让，这帮人越觉得他软弱可欺；越是没边界，这帮人越觉得有机可乘。这种错位，注定了他要吃大亏。
回去干嘛？不是去借钱，也不是去解释，而是把自己关在那个满是花草的小院子里。
他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浇水、除草，农忙的时候照样下地干活，手里的农具就没放下过。最明显的变化是，那扇曾经对所有人敞开的大门，现在关得严严实实。
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关门，更是心理上的一道墙。他用法律手段维权，用关起门来过日子，在喧嚣的流量洪流中，给自己圈出了一块自留地。
外界怎么吵，怎么闹，怎么造谣，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委屈。他依然挂着那个标志性的朴实笑容，对着镜头说：“我还是个农民，一个爱唱歌的农民。”
这话以前听着是自谦，现在听着，倒像是一种宣言。他不承认自己是艺术家，也不想去适应那些复杂的规则。
他就守着这几亩地，守着这个家，在这个被流量异化的世界里，硬是活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定力”。这份定力，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或许比什么“艺术家”的头衔都来得珍贵。
流量时代的残酷在于，善良若无锋芒，便只能成为猎物。
如果是你，面对全村的围猎与敲诈，你会选择逃离还是死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