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万众瞩目的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将于北京举办，岛内这边则是由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带队出席，并已于2月2日上午晚些时候抵达了北京！
2月2日，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抵达北京，这趟行程在形式上被包装成“正常交流”“缓和气氛”，但现实却是：飞机刚落地，国民党在台湾内部就遭遇了一次实质性的政治重击。
换句话说，现在的状态是：在街上随机拉两个人，就有一个明确不信任她，甚至带着情绪，这意味着，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在岛内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社会授权，而更让国民党难受的是，对照组恰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赖清德的信任度46.9%，不信任度43.3%，出现了明显的反转交叉，施政满意度更是接近46%，刷新近半年新高，这说明什么？说明民进党那套被国民党长期指责为“制造对立”“走向危险”的路线，不但没有被民意惩罚，反而正在被越来越多选民接受。
这才是最致命的地方，一边是国民党高层在北京展示“我还能沟通、我还能降温”，另一边，台湾社会却在用数据告诉所有人：你们这套说辞，已经不被需要了，和平不再是优势，对话反而变成了负担。
从政治现实看，这趟北京之行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你越想证明自己“有用”，岛内的民意就越在证明你“无效”，而这，也为后面的一连串围堵与反噬，提前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民调数字是结果，那么桃园机场的那一幕，就是过程本身，在萧旭岑出发前，桃园机场并没有出现任何理性讨论的空间，等待他的，不是质询，而是赤裸裸的情绪宣泄。
一群激进人士提前集结，堵在登机区域，口号只有一句：“去了就别回来了。”这不是抗议政策，而是在直接否定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重点在于，民进党当局在行程开始前，已经完成了舆论和行政上的“预处理”，先由行政系统出面划定所谓“政治红线”，警告国民党“不得涉及任何政治内容”，等于提前把交流空间压缩到极限，你只能去，但不能谈，只能露面，不能产生结果。
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清楚：一旦你在北京说了任何一句稍微有实质内容的话，立刻就能被贴上“越线”“卖台”的标签，可如果你什么都没谈成，那回来面对的又是“无能”“作秀”的嘲讽，这是一套标准的“无解结构”。
更严重的是，岛内舆论场已经不再允许“复杂性存在”，和平被简化为投降，交流被等同为背叛，任何试图解释现实约束的声音，都会被直接消音，萧旭岑在机场的背影显得孤立，并不是因为个人问题，而是因为整个国民党已经被挤出了叙事中心。
他们面对的，不是民进党单点攻击，而是一整套已经高度协同的认知封锁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北京之行无论谈成什么，回到台湾都会被重新定义、重新剪辑、重新定罪。
而这还只是来自“对手阵营”的压力。真正让国民党失去平衡的，是随后从“第三势力”射来的那一箭，黄国昌的出手，恰好点破了国民党目前最尴尬的处境。
作为民众党的代表人物，他并没有正面讨论两岸政策本身，而是巧妙地把自己塑造成“被大陆封锁的受害者”，强调自己上了黑名单、连香港都去不了，这一招的效果非常直接：既和国民党切割，又向年轻选民传递“我不是亲中”的明确信号。
随后，他进一步解构了国民党的核心叙事，直言听不懂所谓的“两岸和平框架”，这句话的杀伤力在于，它不是反对，而是降维处理——直接把国民党的战略语言打回“过时、不合现实”的层级。
在这种叙事下，两岸关系不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不是“要不要和平”，而是“怎么活下去”，国民党长期依赖的“九二共识—稳定—安全”逻辑，在这里被彻底抽空。
过去，北京或许还指望通过岛内选举的周期性变化，等待一个“刹车片”，但现在的现实是：赖清德的支持率稳定，国民党的信任度坍塌，所谓“内部修正”已经缺乏现实基础。
当模糊红利期结束，当缓统被证明无法兑现，当岛内社会对风险逐渐麻木，北京是否还会继续按台湾的节奏等待？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理论讨论。
萧旭岑此行或许还能感受到礼节上的温度，但回到桃园机场的那一刻，迎接他的，只会是更猛烈的政治风暴，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场风暴的终点，可能早已不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