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过一句话：
“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现下，把一个不服从父母的孩子送进所谓的戒网瘾机构，在部分心态失衡的家长眼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自我说服之后、也最省事的解决方案。
但要胖胖说，与其说这是矫正，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甩手——把失控、挫败、无力感，统统外包给一个封闭的地方。
服从被包装成成果，这套逻辑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感到异常可怕。
我不是那种天然就对某类机构抱有仇恨的人。
坦白讲，如果一个人现实中真能活成温斯顿那样，战胜自我，爱上老大哥，那也是他的选择，旁人无权干涉。
可问题在于，现实里的这些孩子，并不是自愿的，他们只是被按进了一个必须顺从的环境。
之前，电击恶魔的杨永信被报道、被揭露，可这件事并没有真正过去。
我始终觉得，如果这些因恐怖而异化的余毒不能被持续看见，那么这片恶草，就永远会拥有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这是猫头鹰资讯的一则报道。
涉事地点是德州的环帝祥龙素质教育基地，冲突发生在宿舍区域，有人拿凳子打砸，现场一片狼藉。
当地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该基地在教育部门无任何备案、无相关资质，并建议发生冲突直接报警，镇里工作人员也称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以官方通报为准。
这事，首先至少在目前公开回应的层面，它并不具备任何资质，而更像一个游走在监管缝隙里的封闭场所。
所以，胖胖认为问题出现在：
为什么这种地方能长期存在？为什么把孩子送进去会变成一些家庭的现实选项？
以及，最应该问的一句——如果它没有备案、没有资质，那么它凭什么对未成年人实施封闭管理、行为矫正、乃至惩戒？
是，你可以提供服务，但你不能随便获得类似监禁的权力。
办学、培训、托管、矫正，这些词一旦在叙事者口中听起来都挺文明，可只要场景一旦变成封闭式管理，权力就会天然膨胀。
权力一膨胀，最先缩水的就是边界：
孩子的行动自由、通信自由、申诉空间、人格尊严，往往一起被打包折价。
本身，一个社会对机构是否合规的要求，本来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可在一些地方，合规反而成了可选项，出事才开始追问，没出事就当作没看见。
这些机构往往把自己的业务描述得很全面，早恋、沉迷网络、厌学、懒惰、亲情淡漠、离家出走、自控能力差……
可教育从来不是修理人，教育的极限不过是陪人长大！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
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不也打砸了吗？
但这句话，无异于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在封闭式强管控环境里，打砸可能是违法，也可能是失控，但它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信号：
沟通机制断了，权力结构僵了，情绪出口被堵死了。
你当然可以谴责破坏行为，但如果你只盯着砸了什么，不去问为什么会砸，那一切提问都毫无意义！
孩子的叛逆不等于孩子的邪恶，孩子的冲动不等于孩子的罪性。
孩子的问题，常常是家庭矛盾、学校挫败、同伴关系、心理困扰、甚至发展障碍叠加出来的结果。
把这种混合物粗暴地归因成网瘾，再交给所谓基地去矫正，其实危险并没有消失，反而更难被发现。
就算我们暂且不讨论教育理念，只从法律与权利的常识出发，很多做法也很难站得住。
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成年人、学校、机构对未成年人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与克制，尤其是尊重人格尊严、避免侮辱性对待、避免体罚与变相体罚等。
同时，针对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或类似教育服务，公开政策层面对审批许可、取得办学资质后方可开展活动的原则也写得很明白。 可以争论这些规定在地方执行得是否足够严格，但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家长把孩子送进去，机构承诺给你一个听话的孩子，而社会默认这种交易虽然不体面，但有效。
当有效、服从性高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人的尊严就会被当作可牺牲的成本。
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去这种地方，本意有可能是好的：
学校系统未必接得住，心理资源未必够得上，家庭沟通又早已破碎。
在焦虑里，人会本能地寻找立竿见影的方案，哪怕那是最危险的方案。
可焦虑可以理解，但伤害不能被合理化，无助可以同情，但暴力不能被外包成服务。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孩子发脾气，而是一个社会把孩子的脾气当成罪证。
所谓矫正一旦沦落为驯化，教育就会从灯变成鞭子。
人们最爱用为了你好当通行证，可凡是需要用通行证才能抵达的好，通常都不是好。
一个地方如果不能让孩子说话，它最后一定会听到孩子砸东西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