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近代史上，有这样的一位同志，参加了大大小小数次战争，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却在开会的时候，不幸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这位同志，就是八路军115师的副旅长，黄骅。
1911年，湖北黄石阳新县的一个穷村子里，黄骅出生了，那时候他还叫黄金山。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靠种地主的薄田过活，可还没等他长到10岁，父母和兄长就接连没了，只剩下他和嫂子柯九菊相依为命。
“长嫂如母”这话，在柯九菊身上真真切切。那时候村里地主凶得很，嫂子怕他饿肚子，自己啃树皮，也要省下半块红薯给他；冬天没棉衣，就把自己的旧棉袄拆了，絮点芦花给他做小袄。
小黄骅懂事早，7、8岁就帮着嫂子干活。天不亮就去山上捡干柴，晌午去地里挖野菜，后来还去给地主放牛。地主家的儿子总欺负他，抢他的窝头，还用鞭子抽他，他不敢哭，怕嫂子担心，只敢晚上躲在柴房里偷偷抹眼泪。
嫂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知道这孩子要有点本事才能不受欺负，就托人把他送到江西瑞昌一个姓胡的木匠手里当学徒。
胡木匠是个实在人，看小黄骅勤快又机灵，不光教他刨木头、做家具，闲下来还给他讲《岳飞传》《三国演义》。讲到岳飞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的时候，小黄骅就攥着小拳头，眼睛亮晶晶的。
他问胡师傅：“咱老百姓啥时候能不受欺负，能像岳将军那样保家卫国？”胡师傅叹口气说：“得等有好人出来领头，把那些坏人都赶跑才行。”那时候的小黄骅还不知道，自己后来就成了那个“领头的好人”。
1926年，共产党到了阳新县，搞起了土地革命。村里的地主被斗倒了，农民们分到了田地，往日里弯腰驼背的老乡们，终于能挺直腰杆说话。
小黄骅亲眼看见，共产党的干部穿着粗布衣裳，跟老乡们一起下地干活，还帮着讨回被地主霸占的地契。他心里的火苗一下子被点燃了，主动找到村里的农会，说要跟着干。
1928年，他偷偷加入了赤卫队，白天帮着贴标语、递信件，晚上就站岗放哨，监视村里的土豪劣绅。1929年，18岁的他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他说：“我黄金山，这辈子都要跟着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930年5月，彭总率领红五军到了阳新、大冶一带，小黄骅毫不犹豫地参了军。
刚进部队的时候，他是个司号员，每天背着军号跑前跑后，不管是冲锋还是撤退，他的号声总能让战友们浑身是劲。后来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班长、排长干到连长、营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
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有一次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他的胳膊被敌人的子弹擦伤，鲜血直流，可他咬着牙，硬是把受伤的战友背回了阵地。
1934年，长征开始了。过雪山的时候，天寒地冻，他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一个冻得发抖的小战士，自己裹着一块破布，跟着队伍一步步往上爬。有战友劝他：“你也别冻坏了，这棉衣你穿着吧。”他笑着说：“我身子骨结实，没事，这小兄弟还小，可不能冻着。”
到了陕北之后，组织上送他去红军大学学习。在大学里，他如饥似渴地学战术、学理论，晚上在油灯下记笔记，经常到深夜。红军大学的何长工军长很喜欢他，有一次拍着他的肩膀说：“黄金山这名字好，但我看你像匹骅骝骏马，将来准能在战场上驰骋，不如改名叫黄骅吧？”
黄骅听了特别高兴，从此，“黄骅”这个名字，就跟着他走上了更广阔的革命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骅主动要求去抗日前线。他先是到了山西，任中共山西省委军事部长，后来又兼任八路军115师独立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
那时候晋西南的抗日根据地刚建立，条件艰苦，他带着战士们住在老乡的窑洞里，吃的是小米粥就咸菜，可他从不叫苦。
有次老乡们听说八路军缺粮食，就凑了些玉米和土豆送来，黄骅不肯收，说：“老乡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粮食你们留着自己吃，我们能想办法。”最后实在推辞不过，他就让炊事员按市价给老乡们付了钱。
1940年，黄骅调到鲁西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令员。鲁西一带鬼子据点多，经常下乡扫荡。黄骅琢磨出一套“游击战”的法子：鬼子来了，就带着老乡们躲进地道；鬼子走了，就趁机端掉他们的小据点。
有次，他带着一个连的战士，趁着夜色偷袭了鬼子的一个炮楼，没费多少力气就缴获了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还解救了被鬼子抓去的十几个老乡。老乡们都高兴地说：“黄司令真是好样的，有他在，咱们就不怕鬼子了。”
1941年4月，组织上派黄骅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6旅副旅长。冀鲁边区靠近天津，是鬼子“扫荡”的重点地区，岗楼隔几里就有一个，老百姓们白天不敢出门，晚上睡不好觉。
黄骅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下部队、访老乡。他发现部队里有些干部作风散漫，还有人贪污军饷，就马上搞起了整顿：严肃军纪，把贪污的干部撤了职；还跟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按规定他能吃“保健饭”，可他非要跟大家一起喝稀粥、啃窝头。
有战士问他：“副旅长，您身体不好，怎么不按规定吃点好的？”他说：“咱们八路军是一家人，战士们吃啥我就吃啥，要是搞特殊，老百姓能信任咱们吗？”
那时候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是邢仁甫，跟黄骅同一年入党，早年也打过不少仗，可后来慢慢变了。邢仁甫在后方的望子岛上盖了座小洋楼，带着宣传队的一个女队员住在里面，每天大鱼大肉，还让战士们冒着危险去敌占区给他买烟酒和绸缎。
那时候战士们每天的菜金还不到一角五分钱，邢仁甫却贪污了3万7千多元公款，这在当时能买好几万斤粮食。黄骅看不过去，多次找邢仁甫谈话，劝他别再这么搞特殊，可邢仁甫根本听不进去，还私下里跟亲信说：“这黄骅就是故意来抢我的权。”
1943年，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去延安党校学习，让黄骅接替他的司令员职务。邢仁甫一听就急了，他以为这是黄骅在背后搞鬼，心里的怨恨越来越深。他找各种理由拖延，说“青纱帐没起来，路上不安全”，其实是在暗中策划阴谋。
5月的一天，邢仁甫把他的亲信杨静侯、潘特等人叫到望子岛，恶狠狠地说：“我要是走了，你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这都是黄骅搞的鬼，不如干脆把他杀了，没了他，上级就不会让我走了。”就这样，一个刺杀黄骅的计划，在他的授意下定了下来。
1943年6月29日，黄骅到新海县羊二庄区的小赵村，准备第二天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布置秋季反“扫荡”任务。30日那天，天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黄骅一早起来就往大赵村赶，饭都没顾上吃。
会议室是老乡家的土坯房，墙上挂着一张简易的地图，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锄奸科长陈云彪等十几个人。大家正围着地图讨论战术，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叫周云洪的人，递了封介绍信给黄骅。黄骅看了看，让他先去管理股休息，可周云洪没走，站在旁边跟人聊天。
就在这时，一个叫冯冠奎的人闯了进来，周云洪一看冯冠奎，赶紧往旁边躲。冯冠奎掏出枪，对着黄骅和陆成道就开了火，子弹打在土墙上，溅起一片尘土。会议室里顿时乱了起来，黄骅倒在地上，鲜血很快染红了他的军装。
陆成道、陈云彪等人也相继中弹，前后不过几分钟，屋里就躺了好几个人。警卫员听到枪声冲进来，正好跟逃跑的冯冠奎撞个正着，冯冠奎二话不说，对着警卫员就是一枪，那个警卫员当场牺牲。
等警卫连的战士们赶到，冯冠奎早就钻进了青纱帐，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黄骅等8位同志牺牲，还有4位同志受了重伤。
黄骅牺牲的消息传到边区，老乡们都哭了。战士们把黄骅的遗体安葬在无棣县的一座山头上，下葬那天，好多老乡自发地跟着队伍，手里拿着白花，一路走一路哭。
邢仁甫一位害了黄骅就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谁知道根本没人愿意跟着他，之后就抛去投靠了日本人，天津解放后，邢仁甫很快就被抓住了，执行死刑的时候，许多群众们都觉得，终于为黄骅司令报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