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不仅是日军与美军的厮杀，更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验尸台”。
在这里，日本陆军最引以为傲的皇军之花——第一（东京）、第二（仙台）、第五（广岛）、第六（熊本）及第三（名古屋）这五大王牌师团，有四个师团在这里迎来了他们的终极审判。
但这绝非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而是一次工业文明对前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
01
1942年10月，拉包尔前线基地。
空气里的湿度高达95%，黏腻得让人透不过气。墙上的日历虽然翻到了秋天，但南太平洋的太阳依然毒辣得像要把人的皮脂烤出来。
陆军省作战课参谋伊丹大佐坐在那张摇摇欲坠的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份刚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下称瓜岛）送回来的“请求补给单”。纸张因为受潮而变得发软，上面的字迹潦草，透着一股书写者濒临崩溃的颤抖。
屋顶的风扇无力地旋转着，发出令人烦躁的嗡嗡声。伊丹面前并没有摆着什么激昂的作战地图，而是一堆关于卡路里、载重吨位和代谢率的枯燥表格。
“大佐，”旁边的年轻中尉小心翼翼地递上一杯温吞的水，“辻政信参谋刚才打来电话，说第二师团已经准备好了，丸山中将承诺，会在天长节之前拿下亨德森机场，献给陛下。”
伊丹没有接水，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他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那份补给单上重重地画了一条横线。
“献给陛下？拿什么献？”伊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审判，“丸山以为他在指挥什么？还是在满洲平原上演习吗？”
他指着手边的一组数据，那是他熬了三个通宵核算出来的“死亡账单”：
单兵负重极限：在热带雨林无路环境下，一名士兵携带30公斤装备（三八式步枪、120发子弹、防毒面具、工兵铲），其体能消耗是平地的4倍。
基础代谢需求：在高温高湿下行军，每日最低热量摄入需达到3800大卡。
实际补给能力：目前瓜岛守军人均每日摄入量——不足360大卡。
“这是一道小学算术题，”伊丹把铅笔扔在桌上，铅笔滚落到地上，发出一声脆响，“摄入360，消耗3800。中间的差额从哪里补？从士兵的脂肪、肌肉，最后是内脏里补。饭都吃不饱，他们拿什么来战斗！”
此时此刻，在几百公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被誉为“全日本最耐苦战”的第二师团，正在经历一场生理层面的凌迟。
为了避开美军正面的重火力网，师团长丸山政男中将下达了一个极具“武士道精神”却毫无科学常识的命令：全师团抛弃重型火炮和车辆，每人携带7天口粮，钻入岛屿中部的原始丛林，开辟一条迂回路线，直插美军背后的机场。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丸山道”。
这哪里是路，简直是植物的迷宫。
高达四十米的巨树遮天蔽日，地面上堆积着千万年来腐烂的落叶和淤泥，一脚踩下去，烂泥直接没过膝盖，拔出来时会发出令人作呕的“噗嗤”声，仿佛大地在吞噬活人。藤蔓像铁丝网一样密布，每一米都需要用砍刀开路。
第29联队的一等兵佐藤，正和七个战友一起，试图抬着一门拆解后的九二式步兵炮部件前进。这门炮重达212公斤，在这个烂泥塘里，它比一座山还重。
“喂，田中，用力啊！”佐藤喘着粗气骂道。
前面的田中没有回应，佐藤感觉肩膀上的重量突然增加，他往前一看，田中整个人已经无声无息地栽倒在泥水里。
佐藤吓了一跳，连忙扔下炮管去拉他。田中的脸埋在淤泥里，身体还在抽搐。佐藤摸了一把他的额头，烫得像刚烧开的水壶——是恶性疟疾。
“把他扔下吧。”小队长走过来，看了一眼，语气冷漠得像是在谈论一件破损的工具，“带着他，大家都得死，把他的口粮和子弹拿走。”
佐藤愣住了，看着田中那双还未完全涣散的眼睛。就在三天前，他们还在讨论仙台老家的年糕汤。
“这是命令！”小队长吼道，随后压低了声音，“反正……他也活不过今晚了。”
这就是“丸山道”的真相，25公里的路程，成了第二师团的坟墓。还没见到美国人，就有上千名精锐士兵因为中暑、疟疾和极度疲劳倒毙路旁。
10月24日，暴雨倾盆。
幸存的士兵们终于摸到了美军防线的外围，他们已经不再是那支在出发仪式上威风凛凛的皇军，而是一群衣衫褴褛、眼窝深陷、浑身散发着馊臭味的乞丐。平均每个人的体重下降了15公斤以上，很多人连端枪的手都在抖。
但丸山政男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突击！万岁！”
随着信号弹升空，数千名仙台士兵发起了冲锋。没有炮火准备，只有刺刀的反光和嘶哑的呐喊。
下一秒，现代工业文明的钢铁暴雨降临了。
美军陆战一师部署的M1917水冷重机枪，构成了没有任何死角的交叉火网。这种每分钟射速600发的杀人机器，在充沛的弹药和冷却水支持下，可以连续射击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美军的37毫米反坦克炮打出了特制的“霰弹”（CanisterShot）。这是一种巨大的散弹，一发炮弹炸开，数千颗钢珠像暴风雨一样横扫扇面区域。
在伊丹事后看到的战报描述中，那一刻的场景是地狱级别的：
“那不叫战斗，那叫清理。冲在最前面的日军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身体在空中被大口径子弹撕碎，变成了血雾。后面的士兵踩着战友的尸体继续冲，然后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尸体堆积得太快，太高，最后竟然挡住了美军的射界。美国人不得不暂停射击，用工兵铲甚至推土机去推开那堵‘肉墙’。”
一夜之间，第二师团的主力骨架被彻底打断。伤亡超过3000人，且没有任何战果。
但真正的噩梦，是在撤退之后才开始的。
随着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完全丧失，瓜岛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饿岛”。11月，雨季加剧，补给断绝。
伊丹大佐在拉包尔的基地里，看着那一串串归零的补给数据，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绝笔信，写信的是一名快要饿死的少尉：“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起初我们吃战马，后来吃蜥蜴，吃青蛙。现在，丛林里连虫子都被抓光了。昨天，我看到几个士兵围着一具尸体，他们的眼神……那是野兽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为天皇而战，还是仅仅为了像动物一样活下去。”
在著名的奥斯丁山脉，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支负责警戒的日军小队，全员一动不动。
当巡逻队走近时才发现，他们早就死了。不是被打死的，是饿死、渴死在岗位上的。因为极度脱水，他们的皮肤像旧皮革一样紧紧包裹在骨头上，眼球已经干瘪消失，只剩下黑洞洞的眼眶盯着前方。内脏已经被蚂蚁吃空了，只剩下一副副人形的枯骨。
1943年2月，当第二师团残部终于撤离时，这支满编2万多人的部队，能自己走上船的不足零头。死亡的一万多人里，有70%是饿死和病死的。
伊丹大佐在作战地图上，拔掉了代表第二师团的那面小红旗。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他把那面旗子扔进了废纸篓，那里已经堆满了类似的废弃番号。
伊丹看着窗外灰暗的天空，喃喃自语，“当你试图用武士道去填饱肚子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
02
1943年的南太平洋，战局的性质发生了一种诡异的突变。
如果说瓜岛是血肉横飞的绞肉机，那么到了1943年中旬，随着美军“跳岛战术”的成型，战场变成了一座座巨大的、与世隔绝的露天监狱。
这种战术的核心逻辑极其冷酷：美军不再在那一个个布满碉堡的岛屿上和日军死磕，而是利用绝对的海空优势，只占领关键的战略枢纽，将日军重兵防守的岛屿彻底“越过”，并切断一切补给。
于是，第六师团（熊本师团）和第五师团（广岛师团），这两支曾经在中国战场和东南亚制造过无数惨案的“王牌兽军”，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太平洋上的弃儿。
布干维尔岛，南纬6度。
第六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此刻正站在托罗基纳河畔的高地上，手里拿着的不是指挥刀，而是一把因为长期挖掘而卷刃的工兵铲。
他看着河对岸，那里是美军新建成的机场。跑道上灯火通明，巨大的C-47运输机频繁起降，卸下成吨的牛肉罐头、可口可乐和药品。而河这边的日军阵地上，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和腐烂的臭味。
“师团长阁下，”参谋长宫崎少将走了过来，他的军服破烂不堪，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蚊虫叮咬的红肿和抓破的溃疡，“第一联队报告，他们的一块红薯地昨天晚上被野猪拱了……几个士兵因为追捕野猪误入沼泽，失踪了。”
神田正种深吸了一口气，压抑住想要拔枪杀人的冲动。
“让野战宪兵队去守红薯地！”他咬牙切齿地吼道，“告诉他们，那不是红薯，那是我们的命！谁敢偷吃，就地正法！”
这真是一幅极度荒诞的画面。
第六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部队，曾经以杀人为乐。而现在，他们被美军像关进笼子里的野狗一样，扔在这个荒岛上自生自灭。
伊丹大佐在东京的大本营里，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刚刚批准了一份发往布干维尔岛的电报，内容只有四个字：“自给自足”。
但这四个字，在热带雨林里就是死刑判决书。
布干维尔岛的土壤多为火山灰土，酸性极强，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加上没有化肥，那些好不容易长出来的红薯只有手指头粗细。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微生物。
热带雨林是细菌和病毒的天然培养皿，失去了奎宁（抗疟疾药）和磺胺（消炎药），日军的免疫系统在这些微小的敌人面前脆弱得像纸一样。
伊丹在这一年的《卫生勤务统计表》中，看到了令人作呕的数据：
恶性疟疾感染率：98%。
阿米巴痢疾感染率：85%。
平均体重：40公斤以下。
军医大尉山本在日记中留下了地狱般的记录：“这里已经不是军营，而是停尸房。士兵们因为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患上了这种可怕的水肿病。他们的脸肿得像满月，四肢却瘦得像柴火，肚子大得像孕妇。那是腹水。只要稍微磕碰一下，皮肤就会像烂纸一样裂开，流出黄色的组织液，然后迅速发炎、生蛆。”
“痢疾让整个营地都弥漫着一股恶臭。因为括约肌失控，士兵们躺在排泄物里，拉出来的全是肠道脱落的粘膜和血水。有些人还有意识，但已经没有力气驱赶脸上的苍蝇。苍蝇在他们的眼角、嘴角产卵，那种绝望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与此同时，美军发动了更加残酷的“心理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