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讲述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太平年》，在国内还没掀起太大的波澜，却在越南引起了轰动。有趣的是，我们津津有味地看到的是吴越国归顺宋朝，天下太平；而越南网友关注的却是同一时期，他们赢得白藤江之战的自豪。这哪里是看同一部剧，简直就是同一段历史，在两国人的眼中，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个讲述“归家”，一个讲述“出走”。
唐朝一散架，从907年朱温篡夺唐朝开始，到979年北汉被灭，这七十多年间，中原大地就像个大舞台，谁有兵马、有地盘，谁就能立起大旗称王称帝。北方这边，各路诸侯你来我往，梁、唐、晋、汉、周，一年一个年号都嫌慢。南方那边更是热闹，先后出现了十几个割据的小朝廷，吴越、南唐、前蜀、后蜀、楚、闽、南汉、荆南，再加上北汉，这些割据政权统称为“十国”，但实际上可能更多。这是一段“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乱时期，给地方势力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选择题：是等着被更强的势力吞并，是硬撑到底，还是……另辟蹊径？
位于现今浙江、上海及江苏部分地区交界处的吴越国，其都城设在杭州。建国初期，明智的钱镠为后代确立了国家方针，概括为四个字：“尊奉中原”。这说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无论中原地区谁成为首领，我们都承认其为正统，自己则安心发展，过上安稳日子。这样的策略使得吴越国在战乱频发的年代里，不可思议地保持了超过八十年的和平时光。到了钱弘俶掌权时期，公元960年之后，北方崛起了一位强悍的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并开启了国家统一的征程。
987年，钱弘俶做了一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决定：主动把吴越国交给宋朝管。他可不是被逼到墙角才认栽的。那时候的吴越国，那叫一个有钱，听说仓库里堆满了从海里陆上弄来的宝贝，实力相当雄厚，硬碰硬也不是没底气。可钱弘俶跑到开封见了宋太祖赵匡胤，一看这宋朝确实不一样，国力强盛，地方也挺稳定。他又转念一想，要是自己硬挺着不认，打起来两浙的老百姓肯定要遭殃。他手下有个助手说了句点睛的话：“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之”。这话让钱弘俶琢磨了很久，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松口气的决定：带着自己管着的十三个州、一个军、八十六个县，和平地归顺了宋朝。这一来，两浙地区的老百姓没遭一点战乱，杭州城连城门都没被炮弹轰过。这笔买卖怎么看都挺划算。结果是啥呢？老百姓躲过了战火，钱家后代在宋朝过得挺风光，而且两浙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都没受影响，直接为后来江南地区“苏湖熟，天下足”的富裕景象打下了基础。所以说啊，有时候历史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
就在吴越国满脑子想着“回家”的时候，遥远的南方，现在的越南北部（当时叫交趾，唐朝在那里设了个安南都护府）却发生了一幕幕截然不同的剧情。当唐朝势力从这片土地上撤离，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当地的大佬们迅速站了出来，填补了真空。906年，曲承裕自封为静海节度使，紧接着是杨廷艺、矫公羡等人的轮流坐庄。这些大佬们所面临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北方，而是南方的割据势力“南汉”。南汉意图重新掌握交趾，这显然和当地大佬们的利益冲突了。
在公元938年，一场关键的战役爆发。南汉国君派他的儿子率领大军进攻，意图一举消灭对手。交趾的领袖吴权，在现今越南海防市附近的白藤江入海口，精心布下了一场伏击战。他提前在水中设置了众多铁头木桩，潮水退去后，木桩便隐于水下，不易察觉。接着，他派出小船故意引诱敌人，南汉的海军便大举追击。当战船抵达该水域时，恰逢退潮，那些木桩纷纷浮现，南汉的战船被木桩刺穿、钩住，陷入混乱。吴权趁机发动猛烈攻击，重创南汉军。这场战役被后人称为“白藤江之战”。
这一仗的意义有多大？在越南的历史书中，它被视为国家独立的开端。第二年，也就是939年，吴权称王，并在古螺建都。尽管后来交趾地区与中原王朝（主要是宋朝和明朝）之间仍有时断时续的拉锯战，时而成为藩属国，时而爆发冲突，比如980年的“第二次白藤江之战”和1288年的“第三次白藤江之战”，但自主的基础早在公元十世纪就已奠定。你会发现，吴越的选择中，“民心”和“文化认同”是关键；而交趾的故事一开始，就充满了“木桩”、“潮汐”和“伏击”这样的军事细节，展现出对抗与策略的色彩。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在唐朝帝国解体后，吴越和交趾（现在越南北部）的选择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仅仅是因为国王的一念之差吗？当然不是那么简单。让我们用一张地图来直观地理解这一点。吴越国的中心地带位于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这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辐射区。从春秋时期的吴越到六朝的开发时期，汉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钱家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南下的军事集团演变而来，他们与开封、洛阳的统治者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政治语言”，认同的是同一套“天下秩序”。对他们而言，归顺一个强大的中原正统，并非是耻辱，反而是在回归应有的秩序的同时，保护了家族和百姓的最大利益。
交趾位于岭南以南，隔着五岭，再往南还有复杂的山地和海岸线。在古代，这里被称为“岭外”或“瘴疠之地”，距离遥远，心理和地理上的距离都非常大。尽管从秦汉到隋唐，中央政府一直设郡管理，但文化差异和本地势力的根基一直存在。统治交趾的，更多是当地的豪强家族，比如打赢白藤江之战的吴权，他就是本地豪强出身。他们与广州的南汉政权之间更像是地缘上的竞争对手，缺乏那种“我们本是一家”的深层次文化认同。当中央的权力无法触及时，当地人更倾向于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是对某个遥远的“正统”政权忠诚。
历史的发展就像两条分岔的道路，越走越有不同的风景。宋朝吞并了吴越国之后，如果你去看看《梦溪笔谈》《武林旧事》这些宋代的笔记，你会发现杭州、苏州等地是怎样的景象？市舶司的外贸活动非常繁忙，勾栏瓦舍夜以继日，读书风气也非常盛行。如果没有那次可能的战争，积累的财富和人才直接推动了北宋经济文化的巅峰。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文化”，其和平富庶的基础，就是那次“不抵抗”决定保下来的。
在交趾这个地方，从吴权开始，后面还有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这些领导的时期。他们都在学习中原那边的规矩，比如考试选人才（科举）、用汉字写字，还有信仰儒家文化。不过，虽然学了很多中原的东西，但交趾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是个单独的国家。他们和北方的宋朝之间的关系，挺复杂，就像两个孩子，一会儿打架，一会儿又和好。比如在1075年到1077年之间，宋朝和交趾之间打了一仗，交趾的军队还打到了宋朝的钦州、廉州（在现在的广西）。最后，双方都停战了，宋朝实际上承认了交趾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
所以，当今天的中国观众在《太平年》里看到钱弘俶为了百姓福祉放弃王权，会感慨这是一种“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和政治成熟。而越南观众在同样的历史框架里，轻而易举就能联想到他们民族独立叙事开端的经典战役。屏幕内外，共鸣的点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这无关对错，这就是历史在不同土壤上结出的不同果实。吴越的故事，写进了中国“大一统”叙事的和谐篇章；而白藤江的故事，则是越南国家起源史诗的壮烈序曲。
挺有趣的，你知道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差异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它还体现在一些实实在在的地方。比如说，你去趟杭州，就能看到钱王祠，那是为了纪念那个保家卫国的钱家；来到开封的宋都景区，说不定还能看到和平统一的展览。在越南的海防市，白藤江边可能就有纪念吴权的遗迹或者历史公园，那场战斗的故事会一遍又一遍地被提起。就在同一个世纪，不同地方的人们纪念的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英雄和事件。
说到钱氏家族，还有个冷知识。 吴越国归宋后，钱家后代在宋朝混得风生水起，出了很多大文人、大官僚。 近现代，这个家族更是人才辈出，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钟书……这份耀眼的名单，常被人戏称为“千年钱氏家族”的传承。 历史这个账，有时真的算得超长。 一个在公元十世纪做出的、基于现实利益和百姓考量的政治决定，其影响竟然能波及千年之后的人才谱系。
在地球的另一边，白藤江不仅是一条河流。它代表了越南民族的坚韧精神，象征着弱者战胜强者、保卫自由的象征。在1288年，陈朝的英雄陈兴道就曾巧妙利用白藤江的地形优势，击溃了元朝的海军，重现了祖先的辉煌。因此，这条江承载了“胜利”和“独立”的不朽寓意。你看，一旦历史被赋予象征意义，就能跨越时间的界限，永存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