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财务危机把联合国推到了全世界的焦点位置，联合国秘书长在声明中表示这场危机不仅仅使组织自身运转陷入困境，还给国际事务的稳定性带来难以估计的危害，账面上，联合国常规预算执行率只有76.7%，并且拖欠款额高达15.6亿美元，这使得它现金储备已经濒临枯竭，要是再继续恶化下去，资金很可能在今年7月全部耗尽，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是关系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等重要任务的直接生命线。
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拖欠联合国欠款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拖欠的金额高达4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22亿美元的常规会费和19亿美元的维和费用，追溯到2025年时，特朗普政府几乎停止了美国向联合国的经费支持，从而引发了拖欠额度的激增，尽管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如果成员国拖欠会费两年以上，就自动丧失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但美国的特殊地位似乎并没有对其造成明显的影响。
美国的拖款行为对于联合国的全球影响力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这其中就包括了31个直接与联合国相关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涉及到气候变化、移民事务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美国的这种做法进一步削减了联合国的资金来源，并且间接限制了全球多边合作的范围。
面对此种境遇，虽然联合国秘书处曾冻结招聘、改造程序等套做法使经费可怜。但也没多大的成效，到2025年欠款额度已成倍增长。对于此种状态中国相较于世界各国持不同的态度：已然缴纳完2026年的会费事在强行稳定加强多边事态，欧盟成员国同样在推进大会预算讨论内容，关心未来在不月末预算下体系是否存在断裂风险。
事情不光在财务层面，危机之下，全球多边合作格局也发生了改变，2026年1月17日，国家管辖之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也就是“公海条约”开始生效，这份在三分之二的海洋上缔结的协定，意欲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它依靠遗传资源共享和环境评价手段达成可持续发展。
条约的达成离不开全球各国的共同推动，目前已有145个国家完成签署，81个国家率先完成批准程序，条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的基础已经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更是一大突破，“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引入，使得发展中成员在科研、技术共享、资源开发方面的话语权得到更大发挥，其中中国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推动条约生效，还申请秘书处设在福建厦门，若成功，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
厦门的竞争力不容小觑，这座城市有着许多的海洋科研资源和优质的基础设施。它是我国一等沿海城市，之前还承办过很多国际上重要会议，在该城市存在较强的交通便利性，国际认可度比较高，使得其竞争申办秘书处项目颇有优势。比利时和智利也急于争夺该资格，宣扬自己在政治号召力与资源整合方面的竞争优势，这背后是不同地区在国际事务话语权上的角力，美国倾向于智利，欧盟却对比利时更加青睐。但是这些背后最重要涉及到的洲和地区，中国的支持却覆盖面更大。
近些年中国也在不断加强自身的外交影响力，2025年以来，中国陆续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加强了贸易和政治合作，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政策下，不少原本紧跟美国的传统盟友开始主动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经贸上做出调整，脱欧后的英国也想通过加深与中国在新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弥补可能的损失。
从危机到合作，这一系列事情肯定反映出当今国际体系的虚弱与转型，多边机构对于单一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依靠成了不稳定的根源，此时美国的退出潮既表现出了单边主义的冲击，也让其他国家不得不思索怎样来改变自己的贡献办法，从而分散风险，防止资金来源过于集中。
《公海条约》也给这种状况带来了一些启示，发展中国家在重要的全球性协议中获得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和资源通道，技术转移机制的加强填补了合作中的漏洞，如果秘书处最终设在厦门，不仅能加强中国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发言权，更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条更加平衡的合作之路。
综合来说无论是联合国财务危机还是公海条约生效，全球治理格局正在用一种深层次的方式被重新书写，而各国角色转换不仅仅是国际事务稳定与否的问题，更是未来十几年国际合作形态的直接影响因素，当多边体系越来越依赖一个国家时，国际社会或许才能找到一个更长久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