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重庆嘉陵江畔的夜雾翻涌，李达在一间简陋教室里给冯玉祥部队军官讲马克思主义。讲完课他合上书本，沉声感慨：“总得有人把这些道理讲下去。”此时，距他与毛泽东久别重逢，还有整整十年。
那堂课后不久，一名来自延安的青年带来口信：“党中央欢迎李先生北上。”李达笑了笑：“只要有一碗饭，山沟也去。”可南方局负责人误听为“讲条件”，结果邀约搁浅。命运在此拐了个弯，李达继续留在国统区，以教书与写作掩护，对外是教授，对内仍守护那盏红色火种。
时间拨回1911年。22岁的李达行囊里装着从零陵老家带出的两本《四书》，北上进京师优级师范。他对朋友说：“要学别人是怎么救国的。”没多久，辛亥枪声传来，他已隐约感到旧世界的缝隙开始松动。可帝制虽亡，军阀混战却将希望撕得破碎。焦灼与求索，催他两度东渡，攻读哲学、社会学，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像雷霆击中这位湖南青年——新的世界观闯入胸臆。
1919年，《国民日报·觉悟》副刊上出现署名“李汉俊、李达”的文章，《什么叫社会主义？》引来不少读者。“这小子有笔头。”陈独秀在上海摊开报纸评点。翌年夏，李达回国，投入《新青年》编辑，又担纲《共产党》月刊主编，把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到中国。8月，一册《共产党》杂志恰被在北京求索的毛泽东购得，读罢击案长叹：“这才是救国之学。”两位湖南人从此在思想上暗暗握手。
1921年7月，嘉兴南湖的红船里，十三位代表议论正酣。李达凭借熟稔的德文和日文，不时引用马克思原文；毛泽东则边听边记，偶尔一句，直指要害。李达悄声对身旁人说：“此人将来必不凡。”他当选中央宣传主任，毛泽东回湘筹建自修大学，革命火种在江南北地并起。
次年冬，李达应邀来到长沙清水塘，在自修大学给学员讲《社会改造原理》。入夜，油灯下，毛泽东端来茶水：“鹤鸣兄，学生求之若渴，辛苦了。”李达摆手：“理论要落到田间地头，才不枉我们写这么多字。”他们并肩议论到天明，却在翌年分道扬镳。李达因不满陈独秀的“右倾”出走，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离党不等于离道。北平、上海、南宁，李达的脚步总和讲台结缘。《辩证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接连付梓。为躲审查，他把“唯物史观”改称“社会学原理”，让红色理论堂而皇之进入图书馆。延安的毛泽东拿到《社会学大纲》后，连夜写下批注万余字，夸作者“笔锋锐利，如手术刀割开旧思想的脓疮”。
1948年初，华北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给李达寄去暗语信件：“本公司生意兴隆，盼速来合伙。”李达心领神会，却被困长沙。直到1949年4月16日深夜，他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乘船南下香港，再北上天津。5月14日，火车缓缓驶入北平站，站台上，警卫员一句轻声：“毛主席嘱我迎您。”李达扶着栏杆，久久不语。
5月18日的双清别墅，故人相对。寒暄未毕，毛泽东关切询问手术恢复如何，李达爽朗答：“胃少了一块，心还在。”随即，他转达了程潜和平起义的意向。毛泽东点头：“大功一件。”夜深灯微，两位老战友推心置腹，回望往昔，更多却在商议未来的“新中国之学”。
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执意回湘筹建新型大学。12月2日，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虽身处桃李满园，仍放不下心中夙愿。月底，毛泽东邀其进中南海谈心。屋内烤火盆里木炭噼啪作响，李达坦陈：“当年离党，是莽撞；能否再列组织，弥补过错？”一句话说完，他低头良久。
“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毛泽东边卷着香烟，边作了决定：由中央直接批准李达恢复党籍，免去候补期。刘少奇当即提笔写下介绍，李维汉落款。仪式简朴，却坚实如磐石。李达激动地笑言：“多年的‘守寡’生活算是结束了！”屋里众人会心大笑，冬夜里分外温暖。
此后，李达继续在学术战线上鏖战。1953年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新建哲学系，主编《哲学大辞典》，组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部教材编委会。每逢毛泽东南下，必邀“鹤鸣”小聚议学。1956年7月，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干部交代：“只要李达来了，不论昼夜，让他进来。”朋友之谊，历三十余年而不改。
一次会面中，李达仍自责没上井冈山、错过长征。毛泽东摆摆手：“你是理论界的‘黑旋风’，两板斧不够，你使三板斧。胡适、梁启超都挨过，你不比谁差。”这份豪气，把书生与统帅的情谊锁进历史。
1966年，李达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六岁。身后留下三百余万字著述，也留下与早年战友的深情往来。1949年那场在中南海书房举行的重入党仪式，不只是一桩个人荣复，更像一次思想与信念的再次握手——风雨三十载，曲折未改其志，迟到的归队，却分量千钧。
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一生证明：单枪匹马做学问易，持久守望真理难；暂别组织易，心向红旗难改更难移。李达的轨迹告诉世人，真正的信仰，既能在讲坛上闪光，也能在烽火中挺立；哪怕走远了，终点仍是那团不灭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