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北京西郊一片荒坡被正式划归中央，取名八宝山革命公墓。彼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将在二十余年后迎来一场规格特殊、场面凝重的元帅追悼会，而这座刚刚改建过的礼堂，也会因一个临时卫生间的问题，引发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插曲。
进入1972年1月，北京连续数日低温。2日夜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批阅文件，接到医务组电话：陈毅病情突然好转，疑似回光返照。周恩来示意警卫员备车，直奔三〇五医院。车灯照亮霜白道路，他心里清楚，真正的严峻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
6日深夜23时55分，监护仪器的指针停住，陈毅元帅走完了68年的人生。中央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确认追悼会定于10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参加人数限定五百名。治丧办给八宝山负责人下达任务时，掐指一算只有四天，全场先是沉默，随即忙碌如蜂巢。
当时礼堂刚从施工现场“变身”，墙角堆着石灰包，地板空空荡荡。“就这儿？”有人忍不住低声嘀咕。可任务已下，抱怨毫无意义，北京卫戍区调来一个连清理场地，市政协和北京饭店慨然借来沙发与软椅，才算让大厅看得过去。真正棘手的是取暖：要求恒温20到22摄氏度，却缺乏足够空调。运输队老兵张喜年提出“炉子+棉门帘+电炉”的土办法，一试果然有效。可炉火带烟，最终改用无烟煤加暖风机，直到9日深夜才把温度勉强稳定。
10日上午，最后的收尾进入分秒必争。礼堂正面悬挂的黑布木牌写着“陈毅同志追悼会”七字，遗像下的灵台覆盖党旗，两名仪仗兵静立。外围道路由警卫部队与石景山公安分局严密把守，大客车陆续送来各界代表。中午过后，周恩来抵达，挨个查看布置，他拍拍一位值勤战士的肩膀：“今天辛苦，你们把关得很好。”
不久，江青抵达现场。穿过门帘，她先摸了摸厅内气温：“好像有点冷，温度监测了吗？”工作人员答：“测过，多处21度。”江青点点头，却紧接一句：“毛主席要来，任何细节都不能差。”语气微带责问，值勤人员只得再去复核。
环视一周后，江青抛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卫生间在哪？”值勤干部略显为难：“礼堂里暂时没有独立厕所，需要到侧楼使用。”话音未落，江青眉头紧锁：“事先怎么没人想到？这么大的会场居然没有卫生间！”声音提高，周遭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凝滞。
此刻，周恩来正在隔壁过道，同几位老同志简短交谈，隐约听见争执，立刻折返。步入大厅，他先向江青点头致意，转身询问工作人员：“出什么问题？”江青抢先开口：“总理，你看，连厕所都没准备，这像话吗？”周恩来听罢，并未急于辩解，只是平静解释：“礼堂过去主要作仓库用途，此次匆匆改作会场，内部设施确实不完备。外侧三十米处有临时卫生间，已安排引导员。今天任务重，请大家以大局为重。”
江青仍不满意：“中央领导来奔丧，怎能连最基本的便利都没有？”周恩来目光一沉，语速稍缓却坚定：“抗战打到延安，我们借土窑洞开会也挺过来了。陈老总的追悼会最重要的是庄重与秩序，其他不足，事后再补。”短短几句，既护住基层，又点到要害。江青沉默片刻，扭头离开大厅，争吵至此戛然而止。
下午三时，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抵达。主席步行至灵台前，与张茜及陈昊苏等人握手，低声安慰。轻轻抚摸灵台角落，主席神情难掩哀痛。礼堂内外落针可闻，只听得火盆里木炭偶尔爆裂。悼词时刻，周恩来站到话筒前，声音微哑却清晰。念至“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时，突然扬声器“嗡”地一响，随后失灵。现场一片错愕。周恩来微停半秒，将手中的悼词提到胸前，继续用不大的音量朗读，全场数百人屏息聆听。五分钟后，备用扩音器接入，但他仍用原声完成最后一句，没有重读。
仪式结束，毛泽东轻轻挥手致意，随护卫乘车离去。周恩来并未立即上车，而是回头询问设备故障原因。技术员检查不到十分钟，找到一个烧损电容。周恩来点头：“务必写成报告，供以后大礼活动借鉴。”说完，他向守在一旁的八宝山工作人员略微鞠躬：“今天多亏大家。”众人忙摆手，周恩来已转身离开。
夜已深，礼堂灯光渐暗。陈毅的骨灰盒被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方第44号格位，守护士兵脱帽敬礼。等到风声消散，几名工作人员站在空荡过道，想起下午那场小风波，互望一眼，相视无言。谁也没料到，一个不起眼的设施短板，会在元帅告别式上暴露无遗。然而，正因为出现了插曲，才显出组织秩序的重要，也更凸显了那句“以大局为重”的分量。
礼堂的简陋情况事后迅速汇报上去。三个月后，中央批准专项经费，对八宝山礼堂进行彻底改造，增设取暖、照明和卫生配套。施工方案里，卫生间的位置被画得格外醒目。知情人回忆：“那天的争执，竟成了改建的直接催化剂，也算阴差阳错。”
从1950年的荒坡到1972年的送别，八宝山见证了共和国的沧桑，也映照出一代领导人处事的宽严与分寸。有人挑毛病，有人解难关，最终让送别仪式体面完成，留下了一段带着烟火气的历史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