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默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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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确诊胃癌肝转移时，肝脏上已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转移灶。基因检测带来了一线生机：HER2阳性。这意味着，有一种靶向药联合化疗，可能创造奇迹。
治疗立竿见影。第一个周期后，她因腹水和肿瘤压迫导致的腹胀就明显减轻。三个月复查CT，医生对着片子连连说“效果非常好”，肝上的转移灶大幅缩小、变淡。一年后，最全面的一次评估显示：原发胃部肿瘤和肝转移灶，总体积缩小了超过90%。肿瘤标志物跌至正常范围。
那十四个月，是我们全家在绝望中偷来的时光。母亲恢复了部分生活，能自己做饭，能去公园散步。我们把那每三周一次的点滴，看作生命的续费。
然而，另一种变化在悄无声息地积累。从治疗第三个月起，母亲的血压开始缓慢而持续地升高。她原本血压正常，但高压逐渐从120升到140、150，最后需要联合使用两种降压药才能勉强控制在140/90mmHg的边缘。
“是靶向药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之一，抗血管生成类药物有时会影响血管张力，导致高血压。”主治医生提醒我们，“必须严密监控，按时服药，把血压稳住。血压不稳，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重大风险。”
我们记下了，每天给她测两次血压，药也一顿不落。但我们的注意力，绝大部分被那份“肿瘤缩小90%”的辉煌战果所吸引，内心深处觉得，和癌症这个头号敌人相比，高血压是个“可以管理”的次要问题。母亲自己也常说：“头不晕，就没事。肿瘤小了比什么都强。”
第十五个月，一个普通的早晨，悲剧毫无征兆地降临。
母亲起床后，说有点头晕，接着右手突然拿不住梳子，右脚也站不稳。她试图说话，但吐字变得含糊不清。短短几分钟内，她的意识开始模糊，身体向一侧瘫倒。
急救车送到医院，紧急头颅CT的结果，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所有的希望：左侧基底节区大量脑出血，血肿量约60毫升，中线结构明显移位，脑疝形成。
神经外科医生会诊后的结论冰冷而急迫：“出血量太大，位置深，已经形成脑疝，生命危在旦夕。即使立刻开颅手术清除血肿，术后恢复的希望也极其渺茫，大概率是植物状态。而且，患者有晚期肿瘤病史，长期使用靶向药物，术中和术后风险极高。”
我们面临着炼狱般的抉择。最终，在无法承受让母亲再经历一次开颅大手术且结局渺茫的痛苦后，我们选择了保守治疗。
母亲在ICU里靠药物维持着基本的生命体征，但深度昏迷，再无醒转。三天后，她的呼吸和心跳逐渐停止。
主治医生后来和我们复盘，语气沉重而复杂：“从肿瘤治疗的角度看，那十四个月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药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疗效。但靶向药，尤其是抗血管生成类药物，在抑制肿瘤血管的同时，也可能影响全身血管的稳定性和修复能力，导致高血压和增加血管破裂风险。长期未能理想控制的高血压，是导致这次灾难性脑出血最直接的‘扳机’。我们治好了肝上的病，却可能‘喂大’了脑里的风险。”
我们打赢了对肿瘤的歼灭战，却意外地输在了一条被我们所有人，包括医疗团队，或多或少低估了的“次要战线”上。那被我们每日记录却未真正敬畏的血压读数，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宣告了它的致命性。
母亲的离世，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医学现实：对于晚期癌症的长期治疗，“有效”和“安全”的界限有时极其模糊。 一种能精准杀死癌细胞的药物，其力量也可能在体内其他地方引发不可预知的“地震”。当我们将所有目光聚焦于肿瘤缩小的捷报时，或许更该对药物投下的每一道“影子”保持最高的警惕。
她最终没有死于胃癌，没有死于肝衰竭，而是死于一场与癌症看似无关、却可能与治疗紧密相关的脑血管意外。这结局的突然与悖谬，让之前十四个月的所有希望和努力，都蒙上了一层深重的、关于医学复杂性与生命无常的灰色。它提醒我们，在与重病的漫长周旋中，真正的胜利，或许不在于攻克一个强敌，而在于能维持生命系统那脆弱而精妙的整体平衡。而这，有时比缩小肿瘤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