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辞职了？高市早苗这回似乎十拿九稳，只要最终结果一出来就修宪，立志要打破日本79年的惯例。
现在距离2月8日的众议院选举还有几天，各大媒体的民调已经提前剧透：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要赢麻了。
如果只看新泻县这场造势的气氛，很容易判断失误，台下的人群并没有那种大选倒计时常见的紧绷感，反而更像一场已经提前锁定胜局的集会。
高市早苗站在台上，语气笃定，节奏强硬，几乎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想象空间，她把话筒音量推到最高，抛出的不是政策细节，而是一个被压了几十年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自卫队至今还不能在宪法中“正名”。
这一刻，她显然不是在争取摇摆选民，而是在向支持者确认一件事，方向已经选定，剩下的只是执行。
这正是2026年日本大选最危险、也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表面上看，2月8日的投票仍未到来，但实质上的胜负天平已经发生了明显倾斜。
根据《朝日新闻》披露的预测模型，在465个众议院席位中，自民党正向着300席这个单党“安全线”逼近。
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让在野党陷入战略性失语，因为它意味着，这不再是一场“谁执政”的问题，而是“日本接下来要走到哪里”的问题。
一旦这种规模的优势成型，选举的意义就不再是更替，而是授权，是对一种路线的整体背书，在日本政治语境中，“三分之二”从来不是一个普通比例，而是一把真正能够撬动制度根基的钥匙。
只要执政阵营在两院跨过这条线，修宪就不再是口头讨论，而是可以启动的现实进程，现在的局面，对反对党来说几乎是窒息式的。
自民党单独接近300席，再叠加维新党等盟友，三分之二并非极限目标，而更像是触手可及的底线。
这种压力之下，反对党的失误被无限放大，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试图通过“大联合”整合选票，结果却适得其反，支持率下滑到20%左右，原有的议席规模面临被大幅削减的风险，选民并没有被“团结”说服，反而对这种缺乏清晰立场的拼凑感到厌倦。
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情绪的变化，极右翼参政党的席位预期从个位数向上翻倍，本身就说明，部分选民已经不满足于温和叙事，而开始偏向更激进、更对抗的表达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主流社会全面右转，但至少说明，高市早苗所强调的“强硬”“突破禁区”，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接受、甚至被期待的政治语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宪不再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而逐渐获得了民意层面的耐受度。
围绕宪法第九条的争论，本质上是一段长期被搁置的历史问题，自1947年宪法生效以来，“放弃交战权”构成了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制度约束。
1954年成立的自卫队，在法理上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它拥有完整的现代化军备，却长期依靠解释和惯例维持合法性。
高市早苗现在试图做的，是终结这种模糊。她在竞选中的强硬表态，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为修宪铺路。
一旦议会结构允许，自卫队的身份将发生根本变化，从“例外存在”转向“宪法认可”的正规军力。
这种转变的后果不止于文字修改。法理上的正名，意味着行动空间的放大，也意味着战略角色的变化。
扩军、采购进攻性装备、扩大海外行动权限，都会顺理成章地进入政策议程，日本将不再仅仅强调“专守防卫”，而是逐步摆脱战后框架中对军事力量的自我限制，这对国内是一次结构性调整，对周边地区，则是明确的信号变化。
美国的态度，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外部推力，华盛顿并未对东京的修宪动向表现出明显的制动，反而在战略层面释放出默许乃至支持的信号。
在印太布局中，美国需要一个更具行动能力的盟友，以分担安全压力。从这一角度看，日本的“正常化”符合美方利益。
但问题在于，地缘政治的逻辑，往往会掩盖经济层面的代价，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体系，在关键资源和供应链上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一旦修宪引发区域关系的系统性紧张，经济层面的反作用力不会缺席。
正因为如此，即便在胜算明显的情况下，自民党内部仍然存在谨慎声音，铃木俊一、古屋圭司等人反复提醒，仍有相当比例的选民尚未做出最终选择，部分选区依然存在变数。
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输掉选举，而是在过度乐观的情绪中，低估了修宪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一旦政治突破引发经济震荡，最终承压的仍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这场选举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胜负本身，它可能会被视为战后日本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高市早苗真的依托压倒性议席推动修宪，日本将正式告别长期依赖的“和平惯性”，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阶段。
问题不在于“是否改变”，而在于“是否承受得起改变的后果”，当那把被反复讨论的“剑”真正被举起时，挥动它所带来的代价，未必还能由同一批人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