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里的一天下午，永新县田溪的稻田刚刚灌满新水。远处枪炮声渐息，红军第三次拿下永新后的短暂安宁让田野重新听得到水车吱呀的声音。稻穗还未抽芯，泥水里却早已站满卷起裤脚的战士，他们同乡亲一起插秧。就在这样的背景中，一桩看似寻常却又别具意味的小事被悄悄酝酿——永新的姑娘贺子珍要“回媒”办第二次婚礼。
毛泽东和贺子珍于当年1月在井冈山携手，婚礼简单到连成色像样的喜糖都没派上用场。如今部队进入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依客家旧俗，出嫁女首次返乡必须再行婚礼。何不借此调动群众热情，顺势宣传新式婚姻？于是傍晚插秧收工时，他顶着晚霞跑去找毛泽东。
太阳贴着山梁，金光把田溪河面刷成碎银。毛泽东摘下草帽扇风，汗水顺着腮边滑落。刘真压低嗓门：“毛委员，老乡说，子珍第一次回媒，得按规矩再办场婚礼。”他话音刚落，心里直打鼓。谁知毛泽东大笑：“入乡随俗嘛。这事我没意见。”又问一句，“要我准备什么？”刘真松了口气，“给大伙来个节目就行。”
第二天清晨，田溪刘家祠堂前架起木杆，红布对联和倒贴的“囍”字随风晃动。苏维埃红旗、列宁画像挂在正墙，革命与民俗在旧祠堂里碰撞出新味道。乡亲听说毛委员要办喜事，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挑担的、牵牛的、背娃的，街口早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笑着说：“这可是把打土豪的劲头用来闹喜事喽。”
下午五点，几鞭爆竹撕开暮色。“迎新郎——”童声从树梢炸响，毛泽东与贺子珍并肩步入祠堂。两人衣着极其朴素：灰布军装，草鞋沾泥，却挡不住喜气。长板凳排成数圈，坐着老农、赤卫队员、妇女代表，也夹着几位刚被打散家丁的地主后生，他们想看看到底什么叫“没有彩礼的婚礼”。
仪式由刘真主持，议程简单明了：致辞、鞠躬、唱歌。没有拜天地，没有跪叩徽号，更没有三书六礼。乡亲却看得目不转睛——新式婚姻在这封闭山乡第一次被演给大伙。刘真一句“新郎新娘向来宾致礼”，毛泽东便与贺子珍面向人群鞠了四个躬，掌声此起彼伏，夹杂孩童的呼哨。有人窃窃私语：“不磕头，也成婚？真稀奇。”
节目时间到了，毛泽东先抢了先手：“同志们，要我作报告容易，可今天不讲大道理，我把节目让给子珍部长。”现场笑声一片。贺子珍迈前半步，用永新方言唱起《最爱情哥当红军》。调子婉转，歌词直白：“白军最怕我红军，豪绅最怕我工农。”一句出口，轰然掌声盖过鞭炮余响。歌声不光是祝福，更是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紧接着《快当红军打土豪》再度把气氛推高，小伙子们跟着节拍拍手，一旁大嫂抱着孩子也哼起旋律。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祠堂外还有专门的“讲解员”。县苏维埃的宣传干事站在门口，向没挤进来的乡亲解释什么是自由恋爱、什么是男女平等。短短一夜，这套理念像稻田水一样渗进村民心里。第二天清晨，田溪街头就有人议论：“原来结婚不用买卖媳妇。”“红军和我们一样，连办喜事都这么省事。”
婚礼结束后，红军在田溪又停留了两天。期间，工作队连开三场群众大会，总结打土豪分田经验，把“从办喜事到建新县”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连年战乱中缺衣少粮的百姓来说，领到田契的兴奋不亚于昨天的喜酒。一个小小婚礼，意外撬开了广大群众对革命的好奇与信任，这正是刘真最初的目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观察。永新地处井冈山与赣江平原过渡带，历来是兵家必争。要想巩固根据地，争取群众，比夺取城池更关键。婚礼上的掌声、民歌里的呐喊，都在提醒他：政治工作必须接地气。后来红四军《关于土地法暂行条例》的宣讲，就借鉴了“婚礼动员”的方式——边娱乐边传播政策，效果奇佳。
这场“第二次婚礼”还有个不易被察觉的细节：只贴了一个倒“囍”字。据说这是毛泽东的主意。倒“囍”寓意喜事到来，更象征把旧世界倒过来。乡亲起初不解，以为贴错，细听解释后哈哈大笑，屈指一算，这也成了朴素而生动的群众教育。
遗憾的是，喜庆气氛转瞬即逝。六月初，敌军合围井冈山，红军被迫转移。田溪婚礼的来宾又回到艰苦的斗争日常。然而几十年过去，当年亲耳听过贺子珍歌声的老人说起那一夜，仍会眉飞色舞：“唱着歌的红军，比鞭炮还响亮。”
岁月挟风雷而过，历史的细节却常在烟火中留下余温。田溪祠堂如今几度改作学校、礼堂，可当年的红轿路、那株悬过鞭炮的樟树仍在。风吹过，叶声沙沙，仿佛一曲老民歌又在耳边回荡：千香万香我不爱，最爱情哥当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