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在北京的授衔礼休息室里，许世友翻着一本刚刚印好的《西路军英烈录》。翻到“陈海松”三个字时，他的手顿了几秒，凑过来的老战友小声问：“想起谁了？”许世友合上书，喃喃道：“十九岁就当我政委的小家伙，要是在就好了。”自嘲般一笑，记忆却不受控制地被拉回二十二年前的那个午后。
1933年初春，川陕边的山风透骨。25师师部传来通知：新任政委已在路上。文件里只写了四个字——“陈海松到”。许世友堵在村口，自认好歹是九军副军长、25师师长，组织却给他配了个“未满二十的小孩”，心里难免犯嘀咕。
尘土飞扬中，陈海松背着半新不旧的绑腿，笑得像个刚放暑假的书生。他跳下骡子，啪地敬礼：“师长好！”许世友皱眉细看：“你……是不是余天云手下那个勤务兵？”陈海松爽朗回答：“正是。四年前跟您烧过两回酒，您还骂过我倒酒太慢。”一句话把许世友噎得说不出声，只能咧嘴笑。
要弄懂这位少年政委的履历，得把时针拨回更早。1914年，陈海松出生在湖北大别山一户佃农家。家里只有一亩半薄田，母亲常年病弱。两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外出打短工，把孩子托给无子的婶娘。婶娘疼他，村里孩子也服他，靠着爬树掏鸟窝的绝活当起了“孩子头”，日子虽清苦，却少不了笑声。
1927年黄麻起义点燃山乡夜色，赤膊的宣传队进村时，他正领着儿童团哨在堰坎上站岗。听战士讲“穷人翻身把歌唱”，少年心里长出新的火焰。家人拦，他装作妥协，第二天拎着半袋红薯跟队伍走了。那年他十三岁。
参军头几个月，他对什么都好奇，话多腿勤。营长余天云看他机灵，让他贴身当勤务员。擀面、洗衣、磨洋火样样快，不到半年学会拆装汉阳造。许世友正缺个会跑腿的小子，也把他要去。男人的身手，孩子的心思，两位“狠角色”都宠他。
陈海松不甘只倒水缝衣。每次战斗他抢着跟进前沿。1931年冬天，皖西阻击战，他带三个连挡住敌方五个团，三昼夜弹雨不歇，最后只剩三十七人。余天云写报告：“此人胆大心细，文化虽浅，却能用土话讲高理，宜任政工干部。”批示很快下来，年仅十七的他挂上连指导员臂章。
指导员换防后第一堂课，他举着一本边角卷起的《政治常识》问：“同志们看不懂没关系，我给大伙摆个比方——地主像旱天的老虎钳，捏得咱喘不过气。”这句土得掉渣的话，比书本上的长句好使，底下笑声一片，掌声也真。说书似的讲课，夜里还陪战士洗脚揉腿，他成了连队的“活财神”。
战争催人成熟。1933年调任25师政委的命令下达时，他刚满十九岁。许世友嘴上不说，心里依旧疑惑：年纪轻，能扛得住吗？很快宣达战役给出了答案。敌军火力猛，右翼阵地摇摇欲坠，他拄着一根木棍跳上废墟：“右边跟我冲，压住火头！”喊声撕开硝烟，子弹从小腿穿出，他却不下火线。九小时后阵地稳住，他拖着肿成面团的右腿被抬下。没有麻药，军医往伤口探钳，他咬住毛巾，一声不吭。许世友在一旁看得心头发紧，低声吐出四个字：“像块好钢。”
信任一旦建立，再无隔阂。长征途中，二人一主攻一政工，配合默契。雪山脚下补给断绝，他翻行军袋，掏出半袋糙米交给许世友：“师长，分人头熬稀饭，能拖就拖。”许世友憨笑回敬：“你小子算账比我准。”
1936年西征，红九军改编，他由25师政委升任军政委，许世友则任副军长。军帐里两把行军床挨着，同浴一盆风沙。马家军围堵祁连山时，气温已跌至零下二十度。他趴在地图上圈了三道红线：“先打小哨，再封大路。”许世友嘿了一声：“行，就照你说的。”
遗憾的是，祁连山突围途中，他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二岁。战友们把烈士的官徽、半截钢笔和一本被血浸透的《苏俄游击战经验》埋进乱石堆。许世友抱拳，对着西北风磕了三个响头，回头喝了口马奶酒，抹嘴一句：“走，兄弟还盼着我们打下去。”
十二年后，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昆仑以东，但陈海松已化作风雪中的白骨。那本写着他名字的英烈录，成了许世友珍藏的纪念。昔日少年勤务兵，用短暂的青春换来长久的安宁，留给后来的只是两个字——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