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北京还带着料峭春寒，人民大会堂内却因为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而气氛炽热。会议主题是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会者大多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将。此刻，坐在中排第三列的谭震林眉头紧锁，他早料到自己迟早会和汪东兴碰撞，但没想到火药味来得如此猛烈。
桌上文件翻页声此起彼伏。汪东兴重申“坚持主席生前指示，对有过政治问题的人要再锻炼、再教育”。话音刚落，厅里一阵窃窃私语。谭震林起身拄着拐杖，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七十多岁还得‘重新做人’，这话怎么讲？”有人窒息般屏住呼吸，场面顿时紧绷。汪东兴眉峰一挑，正欲应声，谭震林已抢先一步：“毛主席亲口说过‘解放’我，你凭什么推翻？”
戛然而止的争辩，让不少熟悉往事的老同志脑海里闪回十二年前那场震荡政坛的怀仁堂风波。那天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冰雪盖地，叶剑英、谭震林等十余位资历深厚的将领齐聚怀仁堂，质问“文化革命”愈演愈烈的乱象。叶帅拍桌，谭震林帮腔，控诉“停课停产，何谈建设”。三天后继续碰头，会场剑拔弩张，康生挖出“浮夸风”旧账回击，“你当年不是也喊过亩产万斤？”谭震林自知理亏却不服，反驳：“错误承认，但不等于今日就该任凭造反派乱来。”
争吵没有结果，记录却被原封送往毛泽东手里。毛主席十八日会议定调：“群众监督是方向”，并放话“不同意就回井冈山”。这一句既肯定群众，也把老干部们推上风口浪尖。谭震林在会后被列为“抵制运动”的典型，先是交代，后被安排“靠边”，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获恢复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期间，他写了六万字“情况说明”，既认错又拒绝自我否定。
时间往前推至他年少。谭震林一九零二年出生湘南，家贫却早熟。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同年秋收起义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他跑在队伍最前，讲政策、谈打土豪分田地；碰到村民要处死地主时，他劝：“惩前毖后，别让血债添血债。”一句话救了数十条命，也稳住了山区人心。
抗日烽烟起，他辗转华中，在新四军里当政委。沂蒙山、胶东、宿北——从宣传台到前沿阵地他的身份常变，唯独两件事没变：冲锋在前，服从命令。四七年出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他和许世友披挂上阵，打了孟良崮，也啃下沂蒙山区最难的几块硬骨头。解放战争尾声，他率部横扫胶济线，“火车皮推过去，前面是敌人，后面是老百姓”，这句战前动员后来被许多军史研究者引用。
共和国成立后，谭震林先在南京又到杭州。浙江百废待兴，他主抓农田水利，推行“一田多收”改革，成绩可圈可点，却也让他在“浮夸风”里口号过猛，被批“瞎指挥”。对此，他后来自嘲“争口气，却累了农民”。
一九五五年授衔，大权在握的彭德怀提过让他当上将，毛主席摆手：“他已调地方，何必挂军衔。”谭震林没多说，只笑笑。一身粗布中山装，走在杭州市集，被群众喊“谭书记”，他抬手作揖：“干好活，日子就兴旺。”
然而政治风云反复。怀仁堂之后，张春桥、姚文元将他列入“老右倾顽固”小册子，他被下放江西三年。住在破旧兵工厂，白天抡锄头，夜晚翻老战友书信解闷。那几年，他常给在京友人写信，信里一句话最常出现——“我不能承认自己反对革命”。
毛主席晚年终于叫他回京。“谭老板，辛苦了。”老帅子和主席相对默然，一切尽在无言。重返政坛，他已是花甲之后，身体却依然硬朗。可在汪东兴那里，他感觉到了冷遇。汪生于一九一六年，比他小十四岁，当过警卫员，掌中南海警卫大权，自恃“忠于主席”。对谭等人，他不乏戒心，更何况此时高层路线之争暗流汹涌。
到了七八年那次大讨论，汪东兴提出“继续观察那些有问题的老干部”，并语出“让他们重新做人”。这触动了谭震林心底最后的雷区。拍案声回荡在会场，他气得满脸通红：“活到这岁数，还得再改头换面？过去打天下时你在哪？！”有人附声，有人皱眉，不过没人敢打断。
冲撞之下，会议主席暂时休会。夜里，中南海灯火通明，陈云、叶剑英相继做工作，力促双方降温。最终，中央信号明确：是非要回到实践标准上，不搞含混。汪东兴的“重新做人”提法悄然作罢，谭震林所受“摘帽后再观察”的阴影也就此散去。
谭震林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仍坚持参加人大会议。有人问他最难忘哪场战斗，他笑答：“打自己最难。”话不多，却是半生写照。八十八岁辞世那天，解放军总医院外站满老兵，手捧白花无人言语，只听得风声掠过松林。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长卷里，谭震林的篇幅或许并不如元帅们那样浓墨重彩，但他的故事提醒后来者：功劳簿上写着辉煌，也可能写着失误；铁骨柔情未必换来一世顺遂，却能在历史节点上挺身而出。“七十多岁也不肯重新做人”，有人视作顽固，有人视作本色。对此，褒贬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