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城被寒风拍醒，广播里反复传出的噩耗让长安街陷入低垂的沉默。送别队伍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蜿蜒几公里，黑色的臂章、白花与滚烫的泪水交织在一起。队伍里，一位三十出头的青年演员站得笔直，他叫王铁成。那天，他排队三小时，只为在灵柩前鞠上一躬。谁都没想到，这一躬竟是他与周恩来最初、也是终身难忘的“对视”。
回到家中，那朵本该丢在门口纸箱里的白菊，被他轻轻地挂在周总理遗像前。情绪的潮水紧紧咬住了身体，王铁成高烧不退，在病榻上反复琢磨：总有一天，总理的形象会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可由谁来演？从老一辈名角到同龄同行，全都在他的脑海里过了一遍，竟无一人让他心安。念头突然一闪——“也许……是自己？”随即又被他羞赧地按下。然而那粒种子已悄悄扎根。
病愈之后，他做起了旁人看不懂的功课：对镜子试眉形，对比耳廓弧度，连走路的重心都要琢磨。化妆间里，他把一张黑白照片架在灯前，偷偷描摹额头、唇线。“你说像谁？”同事盯了半天憋出一句，“有点像斯大林。”众人笑成一片，可他心里却更笃定，这条路有盼。
机会在1977年悄然出现。文化部决定排演话剧《转折》，周总理的角色迟迟无人敢接。试妆那天，王铁成一抬头，台下的吴雪局长眯起眼，随即对身旁人低声一句——“就他。”那一锤定音后，训练的苦才真正开始。纪录片里总理一个微笑，他要琢磨半日；总理一次抬手敬礼，他要在操场来回走上三十里，只为找准节奏。首轮公演，观众席爆满，散场时掌声像潮水拍岸，有老人哽咽喊出“总理”，台上王铁成差点失声。
光环并未让他满足。1989年夏天，拍完几部配角戏的王铁成到厦门散心，巧遇导演丁荫楠。鼓浪屿的晚风里，两人聊起周总理，“要拍，就拍一部完整的‘周恩来’。”这是他们达成的默契。此时，王铁成已经搜罗了十多年来自己积攒的全部资料——日记、旧报、未公开的采访记录，甚至连总理使用过的钢笔牌子都一清二楚。丁荫楠看得出来，他在等一个时机。
1990年初夏，剧本寄到北京东四胡同的那座老居民楼，厚厚一摞纸写着《周恩来》三个字。王铁成赶赴剧组，第一天便摆出三条“军规”：“一，镜头八成以上给总理；二，能实景的就不用布景；三，凡是能体现真实的场面，哪怕尖锐，也要拍。”他语速不高，却铿锵。会议室里短暂沉默，丁荫楠冲他竖起大拇指。有人担心审批，有人担心预算，他补一句：“没有真实，就没有信服力。”这句话最终打动了筹备组。
难题随之而来。周总理弥留的305医院早已列入要地，外人难入。更棘手的是拍摄周期被压缩，要在1991年七一前完成。剧组连夜赶景，灰尘与汗水把胶片味儿熏得更浓。拍到长征插叙段落时，装着“总理”的吉普在山路上侧翻，王铁成胸口剧痛，六根肋骨应声而断。躺在救护车上，他强撑着说了句：“别耽误进度。”这句半是玩笑，半是倔强。
意外之喜发生在住院期间。305医院的护士认出他，主动带他参观当年的病房：走廊宽度、床位朝向、玻璃门拉手的高度，都一一讲解。“这些细节要是能留在电影里，观众一看就知道错没错。”王铁成记得清楚，自己用仅能抬起的那只手在本子上画了草图。院方最终同意让剧组进驻原病房，拍下了那场举国落泪的诀别。
还有一幕是贺龙元帅骨灰安放。片子要的气势大，得几十辆黑色红旗轿车。租用费用天文数字，制片主任急得直挠头。总后勤部得知情况，拍着胸脯：“拍总理的戏，车钥匙给你们，油也给你们。”那天，车辆足足多来十四台，黑色车队从西直门排到木樨地，街边行人不自觉脱帽肃立，这不是演戏，而像时光倒流。
弥留之际那场重头戏拍了整整七次。痛感、煎熬、沉思、坚持，要在皮肤底下翻滚。前六次总差一口气，第七次开机时，灯光炽热，汗水淌进王铁成刚拆线的伤口。他闭眼，脑中浮现周总理在病床上仍惦记国事的记录，泪水和冷汗同时滑落。导演只说了一句：“过！”场灯熄灭，现场鸦雀无声，许多工作人员背过身去抹眼。
1991年夏，影片送审通过。首映礼排在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幕布落下，小学生高举红领巾冲到台前，递上杜鹃花，一位少年哽咽着喊：“总理，您回来了！”台上王铁成微微鞠躬，心里却清楚，这一切属于那位永远的老人。影片最终在全国吸引了超过一亿三千万观众，票房与口碑双赢，王铁成凭此拿下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此后多年，每到1月8日，北京305医院大门口总能看到王铁成静静献花的身影。他并未刻意宣传，也少有媒体跟拍，只是低头将一束白菊安放在门侧，然后快步离开。有人好奇，问他为何坚持，“他把一辈子都给了国家，这点心意算什么？”简短回应，便转身融进人群。
1990年的那三条要求，如今看仍是影视创作的底线：人物为主线；场景求真实；历史敢碰撞。因为坚持，它们变成了银幕上那句掷地有声的誓言——“哪怕是敏感的，也要拍！”这句话在胶片上烙下痕迹，也在观众心里留下一抹不灭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