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凌晨，辽北的夜风已有寒意。邓小平的专列停在陶赖昭小站，仅亮着一盏昏黄的站灯。站台上，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迎上前，听到一句轻声问候：“大庆那边准备得怎样？”语气平和，却透出急切。短短几个字，道破他此行的真正关切——发展生产力。
列车继续向南。在长春停靠期间，王恩茂陪同座谈。众人原以为他要谈国际形势，没想到邓小平开门见山：“什么事情都得从实际出发，空话越多，距离人民越远。”这句话后来被吉林干部反复引用，因为它击中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思想僵化。
沈阳的秋天比长春更凉。李德生迎到军区礼堂门口，两人握手时，邓小平笑着调侃：“老李，我是到处点火的。”李德生一愣，旋即会意。灯光下的交谈不长，却提到了广州、成都、大庆这些“点火”之地。与其说是闲聊，不如说是一次再确认：改革要有人试、要有地方先闯。
时间倒回十个月前。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广州东山宾馆会议室座无虚席。叶剑英向广东干部介绍新近复出的邓小平，随后便是连轴转的座谈。有人提到偷渡香港，有人说到“三只鸭子”“五只鸭子”，气氛一度沉重。邓小平听完，不批人，也不高声，缓缓抛下一句：“政策不对头，守再紧也守不住。”当日晚，广州珠江两岸灯火稀疏，他仍在窗前踱步，盘算着“窗口”二字的真正分量。
离开广州前，他留下一句颇有分寸的话：“过去行得通的，就先恢复，不必事事等中央。”这句话像闷雷，炸开了广东干部的思想桎梏。珠三角一些基层试点，很快就悄悄动起来。
翌年二月，邓小平出访缅甸返程途中在成都停留。川西平原麦浪翻滚，省委汇报“包产到组”遭阻力时，他又提到那“三只鸭子”的故事：“农民连几只鸭子都做不得主，粮食能自觉上去？”短短一句，抵得过千言宣讲。四川省委随后出台文件，默认基层的大胆探索，西部这把“火”烧得不低于岭南。
广州、成都的两次试探，让邓小平认清：经济之火要想烧旺，思想之链必须先破。于是同年五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引出全国大讨论。表面看是哲学命题，骨子里是给地方干部的“尚方宝剑”——敢闯。
九月中旬的大庆之行，是延续“点火”的又一次落子。油田井架林立，机械轰鸣不绝。邓小平没有高谈阔论，只是一再询问设备更新和物质激励：“国外好的东西，该花钱就花。”同行者记下这句话，后来被视作技术引进的信号。
专列驶出大庆，辽宁省委在沈阳布置了简短会面。李德生提议先看部队训练，邓小平却摇头：“我关心的还是发展。”当晚席间，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三下：“广州一把，成都一把，大庆一把，火要越烧越旺。”短暂的沉默后，众人心领神会：突破口既定，就看谁先冲得出去。
十月访问日本，新干线的时速把“催人跑”的紧迫感推至极致。参观日产装配线时，机械臂飞速翻转，邓小平半声低语被随行人员记下：“现代化原来如此直观。”这话传回国内，再次刺激了对“开门见世界”的思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的决策，为之前各地的“星星之火”拢出了方向。广东代表会上再次提到“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邓小平沉吟许久，最终那句后来为人广知的话出口：“就叫特区，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不久，深圳蛇口海风里，炸响了开山的第一声炮火；川西田垄上，“包干到户”逐步铺开；东北机械厂的进口设备卸箱就位。三处火苗，在不同地域燃烧，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
有人问李德生，当年沈阳那场闲聊究竟谈了什么。他只笑着摇头：“一句‘到处点火’，剩下的都写进了后来的历史。”列车的汽笛声早已远去，陶赖昭小站依旧寂静，但那个深夜留下的脚步，却在随后数十年里回响在无数工厂、田野与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