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汉中城外的田野正忙着抢收麦子。 在临时指挥部里，陈赓放下望远镜，冲身边的警卫笑说：“老陈咋还没来？” 片刻后，风尘仆仆的陈先瑞踏进屋子，一开口便是：“司令，我打仗可以，政工的活儿还是换个人吧。” 这句直爽的话，为当天的任命埋下了伏笔。
陈赓当即回敬一句：“部队里总不能任命两个司令员。” 话音不重，却像石子落水激起涟漪，陈先瑞愣了一下，随即心领神会。 他明白，政委不仅是做思想工作，更代表前委的权威；若自己坚持当司令，势必架空现有指挥链。 思索片刻，他点头：“那就副司令，照样打得痛快。” 会议继续，窗外暑风翻卷麦浪，陕南军区的架构在这一刻定型。
跳出这间屋子，再往前推近二十年，是另一个场景。 一九二九年夏，商南起义部队路过大阎家湾，十五岁的陈先瑞挤在人群里，高喊要求参军。 个头不高，却硬是凭机灵劲当上勤务兵。 不到一年，他雨夜穿越火线，把“速撤信阳”的口信送到徐向前手里。 徐向前后来半开玩笑：“要是你迟到十分钟，老徐就成孤家寡人了。”
陈先瑞的胆大远不止于此。 一九三二年皖西转战，他跟着徐海东发现满仓库的枪弹和银元。 徐海东忙着搬箱子，他却先布防。 果然敌人一个团压上来，眼看闯不过去，陈先瑞抓起把银元撒向街口。 敌兵低头抢钱，自己人趁隙脱身。 “那一撒，值几个连的命。” 徐海东多年后对部下这样感慨。
战火里成长的“陕南王”，并非只会端枪冲锋。 一九三七年冬，延安窑洞灯火昏黄，毛泽东拉着他的手，打趣说：“报纸把你叫陈光瑞，先也罢、光也罢，反正国民党围几十万人没拿住你们。” 这一番谈话，把少年游击队员推上了正规军的干部学校。 文化课枯燥，他却咬牙硬撑，为的是将来指挥能少走弯路。
抗战胜利后，中原突围炮声又起。 一九四六年夏，他在豫西带兵兜圈子，引敌离乡。 野战分队伤员堆成山，他把担架连派到伙房门口，先开饭、再打仗。 这种“兵先吃饱再开枪”的土法，硬是保住了两千多号人。 次年春，第2纵队北渡黄河，陈先瑞一边摆脱追兵，一边联系太岳接应部，最终在晋城会合。
同年八月，他被调去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 这支部队前身是杨虎城旧部，与红25军有过交锋。 初见面，双方尴尬得很。 陈先瑞索性先喝一碗老白干，再拍着桌子说：“以前打是打，现在一起对付蒋介石。” 三句话打开僵局，挺进豫西的行动转眼铺开，豫陕鄂解放区也由此奠基。
再回到汉中那间临时指挥部。 接下政委一职，他立刻着手整风整训。 有俘虏兵畏难不肯爬山，他干脆陪着走第一程，“司令都能背枪上岭，你们怕啥？” 官兵情绪上来，剿匪动作果断，仅三个团就端掉五千土匪。 襄樊战役中，第12旅夜袭成功，他在火线画地图，凌晨两点通电话给陈赓：“城破，早饭可以改吃热干面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二野战军前委决定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第19军。 陈先瑞任副军长，带兵西进，三道防线一日一破。 七月，部队在陕鄂交界休整时，他要求连队轮流上山除草、修渠；士兵直喊：“打完仗还当农人。” 他却强调，后勤稳，子弹才打得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瑞留守军区。 一九五一年，他随第19兵团跨过鸭绿江。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第64军进展不顺，他夜半赶到前沿，拉着军长问：“子弹够不够？心气足不足？” 当场下达紧急政治动员令，火线入党签字只有三笔，话却顶用，“守住这座岭，回国给你们请功。” 三天后，联合国军反扑受挫，防线稳住。
战后归国，他先在政治学院补文化，再进军事学院学战术，常被戏称为“老中将的新学员”。 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他获得中将，胸前三枚一级勋章在阳光下闪亮。 六十年代，他调北京军区、副政委、后又任政委，正值困难时期，跑遍华北数省摸底粮秣。 有干部说他“脾气冲”，他回一句：“饿着肚子，还想我说软话？”
七十年代中期，他到成都、再到兰州，一路兼顾训练与基建。 八十二岁病逝前，他留下遗嘱：骨灰一半回大阎家湾，一半洒在鄂豫陕群山。 老乡们站在茶园土埂上看灰白细流随风而去，议论道：“还是那个说话硬邦邦的老陈，走得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