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初，重庆近郊的歌乐山刚刚回归宁静，一支由民警和群众组成的寻访队在山间搜寻牺牲者遗骸。有人指着一处被雨水冲刷的泥坑低声提醒：“这儿埋的，就是那个叫涂孝文的。”土层薄得可怜，随手拨开就能看见弹孔累累的骸骨。队伍停了片刻，没人说话。沉默，却把时间拉回到一年多以前的风暴中心。
1948年秋，重庆、万县两地的地下党网络已深入工厂、校园和码头，眼看西南局势摇摇欲坠，国民党特务系统拼命反扑，只求在最后关头“立大功”。他们盯上了一位名叫冉益智的交通员。此人胆子小、心思活络，一旦被捕几乎难保嘴严。10月的一夜，冉益智果然落网。还没上刑，他便声泪俱下，把万县党组织的骨干名单倒了个七七八八。
名册里，最令宪兵总部眼睛发亮的，是化名“杜谦益”的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这名前线与地方都熟悉的“老杜”，自1938年入党以来参与过“奉大巫”起义，带出一支让敌人头疼的游击纵队。国民党军事情报局内部甚至有个顺口溜：“宁碰共军一个团，莫遇老杜三十枪。”如今有人指证“老杜”就在万县，那便是冲刺升官的绝佳机会。
徐远举——军统在川东的干将——领命成立专案组，冉益智被迫当活地图。侦捕队先跑到铺成学院翻档案，再守码头、盯商埠，连茶馆里的说书人都暗中打赏，只求听到半句“络腮胡子、中等身材”的风声。11月7日午后，嘉陵江边雾气未散，涂孝文正与联络员黄绍辉交接情报，船笛声里忽然窜出几条黑影，手枪顶住后腰，抓捕一气呵成。黄绍辉激烈反抗，当场被撂翻在地。
夜审随即开始。万县看守所只有两间阴冷的刑讯室，灯泡昏黄。特务扔下一句话：“只要肯合作，饭票、被褥都有。”涂孝文硬挺了三天，几回电击、竹签，血泡糊得满脸都是。第四夜，他体力衰竭，再加上徐远举甜言蜜语“保证不杀你”，终于松口。名单像扇子一样被他摊开：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一行行写下去，等于把整个下川东系统的命脉递到敌人手里。
敌人乐得直拍桌子，可更残酷的多米诺也随之倒下。12月，渣滓洞挤进了新面孔：腿被老虎凳折断却咬牙硬撑的李青林；脸被电棒烤得焦黑的通讯员陈然；以及一群刚从劳改营拖出来的年轻学子。李青林伤势最重，却不认罪、不开口。特务拿她毫无办法，只得把涂孝文押来“对质”。
“你认识她吗？”灯光下，李青林抬头，眼神像刀子，“当然认得——这混蛋老想非礼我，被我打了一耳光，如今怀恨报复。”话音落地，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声。涂孝文面色煞白，低头不语。那一刻，任何借口、任何自我安慰都显得苍白。
被塞回监房后，他靠着墙角整整坐了两夜。周围的同志轮番劝导，陈然想了想，只说了一句：“机会不多，好自为之。”话不重，却像针扎心脏。涂孝文终于意识到，叛变只是让敌人榨干价值，袋子空了随时丢进刑场。他主动向狱友交待全部情况，请求弥补错误。
转折点并未改变外部命运。1949年初，重庆保密局把重心转向对西南计划撤退，凡是“利用完毕”的嫌犯，名单上批红字：就地处决。徐远举在10月28日那张厚厚的处决表末尾，潦草填下涂孝文三个字。见惯了杀戮的书记官感叹：“啧，想当年老杜风头多劲。”没人回应。
枪声响起的那天拂晓，渣滓洞门口雾气像棉絮。押送车颠颠簸簸，两侧山路寂静。到刑场时，匆匆列队。行刑队长翻名册示意快点解决。就在此时，涂孝文与另外几位烈士抬头高唱《国际歌》。歌声嘶哑却整齐，“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尾音被刺耳的枪声截断。还没倒下，他已喊出一句：“共产党万岁！”于是血花四溅，尘埃落定。
有意思的是，这句呐喊并非慌乱中的口号，而是事先商量好的诀别信号。几位幸存的难友后来回忆：前一晚，大家从墙缝传递纸条，约定谁先被推去刑场，就用这句话告诉同志——信念依旧，别受牵连。涂孝文明知难逃，却毅然抢下“第一嗓子”。
试想一下，一年多前，他还在情急之下出卖革命朋友；一年后，却以生命担保自己的悔悟。对不少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同志而言，涂孝文之死既是警示，也是救赎。救赎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敌人从此再也挖不出有效情报；其二，临刑前的呼喊让墙外的群众得知，地下党火种未绝。
历史资料透露，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仓皇南逃，一路销毁档案，唯独留下处决令的副本，以作邀功筹码。讽刺的是，南京政府已成强弩之末，他一到广州便被裁撤。手握“功劳碑”却没人问津，最终从香港走线出洋，客死异乡。物是人非，多年后再翻那张名单，或许仍会看到涂孝文的名字刺目如初。
涂孝文在20岁那年，即1938年，告别奉节老家投身抗日，历经豫西突围、川东游击与地方地下工作。他曾写下“读书救国不过纸上谈兵，拿枪才能救百姓”这类激昂语句。38岁倒在敌人枪口下，寿短志未酬。若非那次软弱，或许能在西南解放的队伍里继续前行。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有人会疑惑：地下党纪律严明，为何仍频现叛徒？答案并不复杂。一部分人心理防线薄弱，酷刑面前退缩；另一部分则被敌人利用感情、金钱牵制。冉益智、涂孝文先后失守，正是集中体现。关键在于，组织绝不能把防线寄托在个人意志上，于是“双线领导”“分段接头”种种制度逐步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李青林后来从医院病房里被同志救出，参加了重庆解放前夕的情报攻坚。她提到涂孝文，只淡淡一句：“总算醒悟。”简单五个字，却包含两个时代的隔阂，也彰显革命者坚韧与豁达。
资料统计，在重庆解放前最后一周，渣滓洞与白公馆共计被杀害的党员、爱国人士超过300人。好多名字被刻在歌乐山纪念碑上，更多连姓氏都难以查清。涂孝文的位置不显眼，却特别受游客驻足，或许因为那句“共产党万岁”在现场解说里经常被提到。人们讨论他时，总绕不开“叛徒”二字，赞与叹交织。
从战术角度，涂孝文的背叛给川东地下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从精神层面，他临终的反戈又抢回半点尊严。历史就是这样复杂：黑与白之间，常有灰色地带。判断人物成败得失，不能只拿一把尺子，却也不该粉饰错误。
后人整理川东地下党的资料，常用一句话概括这段经历——“信仰一念，生死一线。”涂孝文的故事，正是此话的另一面：那一念若失，付出的是成百上千同志的生命；那一念若在，即使刀光临身，也能让口号穿破枪声。
烈士遗骸就地安葬，坟头如今野花随风。一位老革命曾说，世间最锋利的武器是信仰，它可让人恐惧，也能让人重生。涂孝文走到生命终点，终于握住了那把迟到的锋刃——可惜，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