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深夜，烛火摇晃，窗纸有风，皇帝手里的折报像冰。
他最后一次读到“郑王宗训，卒，年二十”时，眉心只轻轻动了一下。身边的小太监说不出话，因为谁都明白，一条封锁了十年的命运，就此画上句号。赵匡胤抬头，盯着墙上的那幅山河图，太原的城阙在灯影里忽明忽暗，像一道未愈合的疤。很多年，他几乎每天都要和这幅地图对视，然后把视线移开，仿佛怕触到某段吞不下去的回忆。
回忆里总有酒。澶州城头的冷酒，带着血腥味的风，郭荣把半壶残温递给他，两双满是灰尘的手交错，发烧一般的誓言从喉咙里冲出。那天星子碎得很亮，天空却被契丹的黑旗挡住了。他们说好，等把胡骑赶回草原，要痛饮三日。谁料十年后一封急诏，却要他在房州给那位战友的遗孤送去“神仙的日子”。赵匡胤写圣旨时，用的仍旧是当年在军营里一起研过墨的那支狼毫，只是再没有人站在旁边递盏换笔。
第一道诏书，赐郑王铁券，明面上仁至义尽。
那块丹书铁券后来被后人誉为古代最安全的护身符，天下士子写文章歌颂新朝仁政，却没人提到第二道密令。八百里加急，直达房州，只有几行小字：善养，勿扰，不得出境。字迹温和却锋利，像一把笑着上鞘的刀。房州的刺史们遵奉此诏，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记住了一个简单原则——让郑王活，但别让他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房州从此异化。汴梁的贡品被源源不断塞进那座府邸：南塘的莲子羹、胶东的鲥鱼、建州的上等笔墨，甚至夏季的冰块也要列队进库。无人在乎损耗，只求呈上账册，好让京师知道任务已毕。
柴宗训在锦帐间长大。他读圣贤书，却被禁止触碰《春秋》与兵书；他练的那套剑法，是年幼时赵匡胤笑着教他的“雏鹰十三式”，可无论怎样挥舞，院墙始终挡住了天际。十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写信：问皇帝伯父，故国何罪？陛下何故囚我？没有回信。第二年，他又写，写到纸角都被眼泪晕开，依旧无人答。于是酒替代了字句，剑光里只有呜咽。
活着，却被抽掉了方向感，这比死更慢。
京城里，有人劝赵匡胤干脆“一了百了”。他摆摆手，说杀容易，收怨难。冯道当年在窗侧指着画眉的比喻，他始终记得——鸟笼要金，要亮，更要结实。可他没说出口的后半句是：笼子越精巧，歌声越单调。
冯道去世前的冬日，雪压瓦檐，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赵匡胤：“官家，百姓只看得见您给的富贵，看不见孩子眼里的霜。”老人指节一下一下敲椅把，像是替城外千万口无声的风琴伴奏。赵匡胤握着他的手，温度微弱，却让他想起澶州城头那壶冰酒。
等消息传来，柴宗训已经闭眼。脉搏停在二十岁的节点，仿佛一支被掐断的年轻竹笛。房州官员上报的病因写“体弱”，医案空白。其实谁都知道他死于无聊——无争、无望、无人在意的人生，能把最硬的铁也浸出锈。
夜里，皇帝没睡。他在空旷的奉乾殿踱步，御灯将影子拉到柱子上一晃一晃，像当年的箭雨。墙外传来更鼓，他忽而笑了，声音却像呛水：“郭荣，我给了你弟弟全部锦缎，却忘了给他路。”笑完，他抬手掸去袖口灰尘，仿佛要把某种看不见的罪责抹干净。
天刚破晓，宫廷号角起。赵匡胤推门走进议事厅，披甲的将领已列队。他指向太原的方向，只说了一句：“出发。”无人敢提昨夜之事，仿佛那道折报从未出现。大局仍在，四方未平，他必须先守住江山，再和记忆里的兄弟算账。
铁骑将去，旧恩难偿，新恨未了。
当日落再度染红汴梁宫墙，他在帐前取出那本发黄的澶州阵亡录。指节压在首名处，压得指甲泛白。他低声道：“列位兄长，赵某记得你们。”语气平静，却把最后那个字咬得生疼。
风从回廊穿过，卷起案上的灰烬，像一场细小的尘暴。赵匡胤站定，望向窗外的晚霞。云层被夕阳灼成猩红，那颜色与十年前的战旗、与柴宗训的王袍、与那本名单上的朱笔痕一样刺眼。
他忽觉喉咙干涩，命人取酒。侍从奔去拿了最陈的女儿红。他却摇头，要冷水。冰渣入口，他想起澶州城头那半壶冷酒，还有兄弟间一声嘶哑的“好”。水咽下去，胸口仍像被箭矢穿了一道窟窿。
夜色扑下来。宫灯次第点亮，城门落锁，汴梁归于寂静。赵匡胤伏案，墨在宣纸上摊开，他却迟迟未落笔。冯道的声音、郭荣的眼神、柴宗训的沉默，此刻全挤在他的袖中。
他终究写下了四个字：慎终，追远。写完，把笔折断。碎木飞溅，烛光也颤了一下，好像替这位开国之主喘息。
江山是热的，手心却越来越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