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广州火车站，站台上人头攒动。朱光收好那本被他翻得起毛的《汉魏六朝诗选》，挥手告别送行的市民，登上北上的列车。自一九四九年冬天调任广州，至今已整整十一年。身旁的旧手杖是长征途中留存的纪念，铁镣的划痕还在——它提醒着他曾经戴着枷锁翻山越岭，也提醒他还有未竟的责任。
广州的变化有目共睹：珠江畔的黯淡棚户被新式宿舍取代；东濠涌和西濠涌的黑水被清理；从越秀山一直到黄沙，工人夜校的灯光闪烁。领导小组每周碰头会，他总是第一个到，放下半截香烟就钻进堆满图纸的会议室。有人笑他“又要当工程师”，他只摆手：“城市是千万双眼睛看着的，差一寸都算不得好。”
广州的干部没忘记一九四九年那份“南下备忘”。那年九月，朱光从长春赶赴北平报到，手里揣着任命电报，却先拐去西苑。朱德总司令一早等在湖边。两人边走边聊，谈及东征、西征，也谈到白山黑水的粮秣难题。正说得起劲，毛主席从回廊里缓步走来。主席握着手中搪瓷杯，对着朱光眯眼一笑，竟反问：“同志，你是哪一位？”朱光哈哈一笑，自报家门。主席顺势追问：“只见老总，不来看我，怕我忘了你？”朱光摇头说：“主席忘谁也忘不了我。”这一唱一和，把旁人逗得直乐。
能让主席记住，不止因为在延安时同吃“八宝粥”的情谊，更因朱光那股子文气。广西博白人，南宋朱熹后裔，家道中落，却自幼写得一手飞白隶书，还会双手运笔。学生时代，他为同学刻下第一幅列宁木刻像；在淞沪抗战后，又改名换姓混进上海艺术界，用话剧《血祭上海》唤起多少人报国之志。
战场上他更是异数。红四方面军西征前，朱光因在小河口会议上顶撞张国焘，被戴上手铐列为“管制对象”。二万五千里雪山草地，他拄着木棍、脚拷铮亮，跟着队伍跋涉。战士们一次次惊讶：“那不是朱秘书长吗？还活着！”张国焘要人写标语、画地图，舍不得枪毙他，这才保住一命。湘江边、草地上，朱光一步没落；到达会宁时，手镣上的铁销早已磨得发亮。
一九三六年冬，三大主力会师，他重回党组织。随后担任中宣部科长，又和廖承志筹建中国文协戏剧组。延安窑洞里的油灯下，他排演《炭矿夫》，饰演老矿工之子，粗布衣、黝黑脸，一开口便是陕北腔。主席观后称赞：“这是会写字的战士，也是会演戏的兵。”鲁迅艺术学院创办时，主席举荐他任秘书长，自此，朱光既是战士，也是艺术教师。
一九四八年冬，东北战场尘埃初定，他被派到长春任市委书记，负责接管、救济、恢复生产。三个月里，粮秣配给、工厂复工、平准物价，一个不落。眼见城区饿殍遍地，他下令先放仓粮，再打井。有人担心“家底见底”，他只答一句：“救活了人，底子就有了。”事实证明，长春很快复苏，这条经验后来被写进政务院文件。
开国大典前夕，他向北请命南下。主席批准后，叮嘱：“把在南方的老同志都团结起来，南边要靠你哟！”朱光双手接过字条，里头那行端秀的行草，他细细描摹良久。此后，广州的大街小巷多了一个中山装挽袖子的身影。汽车没油，他就骑旧自行车跑工地；遇上台风季，他披雨衣卷裤腿蹚到江边，督着工人加固堤岸。有人打趣：“朱市长的衣袖永远是灰的。”市政府旧楼里传为佳话。
有意思的是，他在广州依旧离不开戏剧。每逢周末，市文化局排演新戏，总能见到他坐在最后排默默做笔记。一九五二年，粤剧《搜书院》准备翻排，他提出让老艺人和年轻演员同台，使传统唱腔和新式舞美结合。演出后，票房连爆三周，老茶客竖起拇指，说“这才是新广州”。
廉洁，是同事们对他的另一印象。毛织厂扩建，他婉拒了厂里送来的“慰问织锦”；高温补贴发到手，又全数推回给工地伙房。随后他立规：凡公款采购，必须张榜公布明细。“光头市长”一时成了工人茶余饭后的绰号，却带动了全市财务公开的风气。
一九六〇年北上前夕，他受邀再进中南海汇报。主席依旧端着那只白瓷杯，茶沫在杯口飘荡。“广州怎么样？”“差事还多，底子打牢咧。”朱光答得简短。临别，主席挥笔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八字，算是新的行囊。
回到北京后，他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专管文化交流。不久，安徽省请调，他又披挂南下，在庐州负责农业和水利。皖北干旱连年，他勘河道、量土壤，一双布鞋干脆泡湿了再晒干，反复数次。遗憾的是，连年奔波耗尽了他的心血。 一九六九年秋，朱光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有人统计，朱光一生换了二十多顶帽子，走过万里征程，却始终带着那枚被磨得发亮的脚镣。他自己却把功劳淡淡一句掠过：“命是党捡回来的，能多干一天，就多干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