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北京中南海灯火未息。文件桌上摆着几封刚封口的信，其中一封落款“郭沫若同志亲启”。江青推门进来，瞥见信封，随口嘟哝：“这种小事也要你亲笔写？”毛主席放下钢笔，淡淡一句：“你懂什么？我的事情不要你管。”短短十个字，划出了彼此的边界，也映出了他与郭沫若四十年情谊的分量。
这份情谊最早能追溯到1926年3月的广州。那一年毛主席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忙得脚不点地；而大诗人郭沫若刚被瞿秋白邀来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两人并无约定，却在林伯渠家里撞了面。成仿吾做了简单介绍，两个年轻人握手，“久仰”二字客气，却埋下了深交的种子。
毛主席当时已在党内有影响，可在文化圈名气不算大；郭沫若恰好相反，满城青年都在传诵他的《女神》。第一次见面没聊几句，毛主席就匆匆去办事了。郭沫若后来写道：“目光谦抑而深沉”，一句评语，如影随形。
五月初，讲习所换新学员。毛主席想让学员听点“新鲜火药味”，便登门邀请郭沫若授课。郭沫若爽快答应，一堂《文学与革命》的报告把课堂点燃。毛主席站在后排听，发现自己与对方的理想观几乎在同一条轨道上，干脆把郭沫若聘为教员。一次握手成友，两次握手成盟。
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天各一方。毛主席南下湖南，掀起秋收暴动；郭沫若在南昌起义部队里几经枪林弹雨，最终辗转流亡日本十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急忙回国投入抗战宣传。毛主席写信称赞：“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这是他们公开通信的开端。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横空出世。毛主席认为文章敲响了“骄兵”警钟，指示全党学习。一篇文章搭起了又一座桥。翌年8月，毛主席飞赴重庆谈判。郭沫若挤在人群里，只来得及抓住主席的手。谈判间隙，两人夜谈数次，直到十月毛主席离渝。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往来更密。1959年毛主席游韶山、登庐山，各成七律各一首。诗稿先后寄到郭沫若案头。郭沫若斟酌字句，提出“逶迤”改“葱茏”等意见。毛主席未必全改，却认真推敲，可见信任。有人说这叫“诗友唱和”，其实更像老兵互帮——一个在政治战场，一个在文化战场。
回到1965年那封信。毛主席当天讨论的是文化史稿编纂，文件多而杂，他仍亲笔写给郭沫若、田汉、周扬。江青觉得琐碎，毛主席却认为攸关国运。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这里一览无遗。短暂插曲过后，通信依旧，你来我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9月18日追悼大会，郭沫若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登上主席台。人群如潮，他神情恍惚。回到病房，当夜写成挽诗八句，内行人一望就知字字脱稿。从1926到1976，整整五十年，一条线串起农讲所的教室、延安的窑洞、重庆的谈判桌、庐山的云雾，也串起诗与枪、理念与友情。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八十六岁。毛主席与郭沫若的书信往返、诗词唱和、战友情深，至此定格。两位世纪人物走完各自的坐标轴，他们留下的文字与决策、诗篇与文件，仍被后人反复翻检。江青当年的一句牢骚，今日看来不过昙花一现，而那封1965年的信，却一直静静躺在档案里，纸色微黄，字迹依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