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夜，渡江战役的炮火还在长江两岸轰鸣，张治中站在南京下关江边，目送溃散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北撤。彼时，他刚刚结束与中共的第二次和谈，心里明白：跨度二十多年的国共和谈努力已至尽头，却又隐约感到，将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仍离不开共产党。几个月后，他真的选择留下，成为新政协代表。此举，让很多老部下大吃一惊，也为日后那场著名对话埋下伏笔。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治中热心对台联络与民族团结工作。1950年至1958年，他几乎年年往返各地，向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解释中央政策，也向中央反馈地方诉求。昔日国民党“谈判王牌”摇身一变成了“统一战线老朋友”。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后，国内政治气氛急转直下，彭德怀的遭遇让张治中忧心。他起草万言书，直言“彭不会反主席”。信件先递到周恩来手中，被周悄悄压下，理由是“保人比交信更紧要”。这一“扣”就是七年。
1966年风暴来临，周恩来安排张治中以“林友文”之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严格保卫、亲自过问膳食，院方甚至不让他随意给家里写信。环境算安全，可张治中郁结于胸：好友被批、旧识被冲，自己却只能在病房隔窗观风云。精神折磨往往比肉体痛苦更难忍，这位打过淞沪、主持过新疆的老将领，竟常常无力下床。
1967年10月1日，北京城上空秋高气爽，城楼聚满各界代表。张治中坚持要去，他对医护说：“不见主席，心里更难受。”当天午后，他穿着宽大的中山装，上城楼后直接迎向毛泽东。短暂寒暄便切入正题：“主席，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老帅们一个个挨整，要是全倒了，您怎么办？”这句话声音不高，却让周边人一时静住。
毛泽东先是坐着，随即站起，注视张治中的眼睛：“文白兄，我们可以甄别嘛。”十二字回应平静，却透露两层意思：一是政策终会辨明是非，二是自己仍掌握主动权。对话只此一轮，没有更多言辞。外人看似轻描淡写，张治中心里的阴霾却未被驱散，他默默下城楼，回医院继续疗养，自此再未介入政治漩涡。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北京仍处特殊时期。统战部简要汇报后，拟取消遗体告别，周恩来拍板：仪式必须办，并要通知张治中“党内外老朋友”。4月9日八宝山，花圈上写着“张治中同志千古”，落款毛泽东；周恩来驻足良久，陈毅、郭沫若等人默然垂首。仪式后，总理留下张家子女，安排生活补助，并叮嘱“有事找他”。昔日被“扣下”的那封万言书，也在此期间悄然销毁，知情者寥寥。
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的去世，让统战系统痛失与旧军政界沟通的“活字典”。张家老宅中仍留有不少手稿，多是关于重庆谈判与新疆治理的详细记录。周恩来临终前两个月，还托人送去生活费，也再三嘱咐“文件要锁好，后世自有用处”。可惜，总理自己不久亦病重，嘱托未竟。
回望张治中一生，角色转换极其复杂：黄埔一期优秀教官、抗战时期集团军司令、重庆谈判国民党代表、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积极推动者。从淞沪炮火到天安门城楼，他见证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军事与政治的剧烈震荡。蒋介石曾疑他是“红色卧底”，部分共产党人又视他为“中间派”。真正驱动他的，是对和平的执念。毛泽东称他“真正热爱和平的人”，并非客套。
那句“老帅都被打倒的话，您怎么办”，看似质疑，实为关切。对蒋介石，他曾说“我自然送他安全回去”；对毛泽东，他用同样的直接方式提出忧心。不同时代，不同对象，张治中保持了同一种坦率。这份坦率，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不如说是1920年代黄埔精神的遗存——敢言、勇担、知所不言而不失赤诚。
张治中没等到“甄别”的全面落实，便在病榻上离开人世。1978年后，一批老帅相继平反，而那段短短的城楼对话，终于被历史细节研究者拾起。外界才恍然，那年国庆节，79岁的老将军用尽力气追问的，其实是军人最朴素的担当：国家需要稳定指挥链，军心不可无所依托。毛泽东的回答简短，却表明最高领导层对“再甄别”的思考，哪怕执行过程充满曲折。
今天翻检文件，仍能看到张治中在1946年、1949年、1958年三次谈判备忘录上的亲笔字迹，字迹舒展，落款“治中”。他曾说过一句自嘲：“打仗不如人家，谈判也没成事。”这句话并非丧气，而是昭示当时和平道路的艰险。若没有张治中周旋于各方，许多历史场景恐怕更加血腥。可惜他生前未能亲见大陆和台湾实现直接对话，但为此铺路的努力，被后人一一记录。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关系，既有私人友谊，又有政治协同。他们第一次正面交锋在1924年黄埔，张为少校教官，毛为政治部秘书；第二次是重庆桂园，张把自宅让给毛；第三次便是1967年城楼的一问一答。三次相遇，三种时代背景，却都离不开“和平”二字。正因如此，当张治中闭眼那一刻，北京城里对这位老人并无刻意贬褒，更多是沉默与敬意。
张治中在世时，常向亲友感慨：“做人要留余地。”这句话并非圆滑，而是他从多年谈判与多次失败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余地，是给对手，也是给自己，更是给未来的历史书。
